遇分韵得寻字》诗甚佳，的系中唐人手笔也。
《谈笼录》言：“尝举‘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句於王阮亭，阮亭曰：‘余所不解。’”余谓阮亭非不解二句也，并不知诗为何物。阮亭之於诗，犹释氏之於心也。心之虚灵，具众理而应万事，至广大也；而释氏小用之，所谓“止作一番光景玩弄过”者也。诗之为道，咏歌舞蹈以发之，温柔敦厚以本之，其为物大可以笼天地，小可以入毫芒，而其要归於吟咏性情，长於讽谕；其极也，至於美教化，移风俗，动天地，咸鬼神，非徒以文彩风流相夸尚而已也。阮亭之於诗，止用出雕镂修饰以为玩好之物而已；所谓“情动於中而形於书，发乎情，止乎礼义”者，阮亭固不知也。赋且不解，而况於比兴乎！
文有议论叙事，诗亦有议论叙事，视一时所当用耳。王阮亭作诗，如小学生学作对联，止求其精工可听，於议论叙事固茫然不解也。余因忆刘梦得上牛僧孺诗云：“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馀老病身。早见相如成赋日；後为丞相扫门人。因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语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麈。”若使阮亭当此，必无所措手矣。何也？譬若富贵人子弟，终日安坐，惟事修容饰貌，讲求威仪，学习言语，为一便利美俊之人；而忽欲使之理烦治剧，折冲御侮，必不能也。
“诗以道性情”一语，今人视为老生常谈矣。余谓作诗必本於性情，犹为国必以仁义也。虽是极平常道理，然当邪说误人之际，此即为对症要药。孟子当战国时，以仁义劝齐、梁之君，为其君皆骛於功利也。诗道自王阮亭之後，人不复知有性情矣。故今日必以“诗以道性情”一语为标的。
《杜诗存没口号》二首，每首二人对起，亦以二人对收；非章法当然，乃文义必如此方清晰也。注杜者引黄山谷诗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味，西风吹泪古藤州。”为学杜此体。然山谷诗後二句竟似一人之事，则以不解文义故也。
余最爱杜少陵“吾宗老孙子”一首，乃近体中之汉、魏也。字字常，句句真，而风韵气骨无美不备；极意雕琢，而元气浑涵；此五言律中第一首也。馀诗视此，非剑拔弩张则涂朱抹粉矣。
少陵赞太白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偶举所长，非谓太白之诗尽於此，亦非谓诗必当如是也。後人以出自少陵、太白二大家，遂以清新俊逸为诗之标准。不知刻意清新，必失纤弱；刻意俊逸，必失轻滑；美未必臻而累随之矣。赵饴山有言：“清新俊逸，老杜所重。要是气味神采，非可涂饰。”愚谓清新俊逸必当於沉雄稳老中见之。
韩文公识高一代，於唐人诗独推李、杜，他人则不置论。《调张籍诗》一首，推之至矣。至《荐士》则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後来相继生，亦各臻阃奥。”虽语属兼及，而分寸自在。後人井娃之见，何不以韩文公之言为折衷耶？
少陵於当时人，多推许其诗。於孔巢父则云：“诗卷长留天地间。”於李白则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府；傻逸鲍参军。”於毕曜则云：“才大今诗伯。”於薛华则云：“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於许十一则云：“诵诗浑游衍，四座皆辟易。应手看捶钩，清心听呜镝。精微穿溟氵幸，飞动摧露雳。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於郑谏议则云：“思飘阄锿猓律中鬼神惊。毫湮抟藕叮徊澜独老成。”於阮隐居则云：“清诗近道要。”於孟浩然则云：“赋诗何必多，往往凌谢、鲍。”於严武则云：“新诗句句好。”於高适、岑参则云：“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於张彪则云：“诗兴不无神。”於郑审、李之芳则云：“律比昆仑竹；音知燥湿弦。风流俱善价；惬当久忘筌。”於刘伯华则云：“神融蹑飞动；战胜洗浸陵。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於薛璩则云：“曹、刘不待薛郎中。”於孟闱湓蛟疲骸笆篇今见古人诗。”於王维则云：“最传秀句寰区满。”如斯之类，未可悉数，几於家探骊珠，人怀和璧矣。然他日诗又云：“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却看翡翠苕上；末掣鲸鱼碧海中。”则举当时能诗之士又一洗而空之。乃知此老许可之馀，另有皮裹阳秋耳。
●寸心知诗集
○颉刚案
〔右诗两卷，古近体凡二百五十首。录出其目，以便观览。陶梁《畿辅诗传》卷四十四载先生《杂诗》一首，《薄命辞》一首，皆此册所未有，则知陶氏未见此书，而先生之诗实不止於是也。东壁先生於《考信附录》中谓其“少年颇好词赋，凝《上沐》、《七发》等体，缤纷陆离，读书几不能句。尤爱小词，仿宋柳耆卿，名其稿曰《步柳集》。”又记其所著书曰：自订其诗曰《寸心知集》，凡二卷；词曰《梦窗呓语》，凡一卷。”《步柳集》与《梦窗呓语》，当为一书之异名。今其赋之存於文集者仅二篇，而词乃不存一首。然即此遗诗，已足见先生一生之经历与心情，其颠连憔悴於贫病之间，欲读书而不得，欲仕宦而不能，困之以顽童，厄之以猾吏，百感交侵，呻吟待尽，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