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修六百步，广百步者可修九百步，皆当方里之数，即皆井也。即沟洫之地亦不必其四面如一：缩於广则赢其修，啬於左则丰其右，期不失乎大体而已。譬如今世算田者，东长於西则损东以益西，南阔於北则减南以加北，皆并两长两阔而折半算之，田不尽方而算自方，是以谓之“方田”。夫井田沟洫之法亦若是而已矣！盖先王之制务正其大纲，而细目或有所不拘；後儒之论务详於细目，而大纲或反有所未明。均天下之田而不使有畸多畸少之患，经界则九一而区之、赋税则十一而征之，此王制之大纲也。其馀节目之详，自可以因时而制宜，非拘拘焉如世所云云也。嗟夫，自战国以来，既无复以经界为事者，任其赢缩兼并而以为固然，而称先则古者又或拘泥於注疏，不能详考先王之制，深求先王之意，无惑乎三代之经界之不再觏也！
┌────┐
│读风偶识│
└────┘
●卷一
△《诗》、《书》为诸儒听乱
《六经》自秦火後，汉初诸儒传而习之，遂大著於当世。然自後汉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经义之晦者亦复不少。何以言之？《尚书》，伏生传《今文》，欧阳、大小夏侯说之；孔安国传《古文》，马、郑注之。自永嘉之乱，今文亡而古文弧行，晋、宋之际逐有妄人伪作《古文尚书》及《孔氏传》。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郑之古木亡，《尚书》之旨遂晦。《诗》，在汉初有鲁申公、齐辕固生各以《诗》传其弟子，其先盖皆本之於七十子；虽不能无传流之误，要大概为近古。其後燕韩婴亦传《诗》，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齐、鲁之醇。最後《毛诗》始出，卫宏为之作《序》，多傅会於《春秋传》文以欺当世，否亦强为之说而实以人与事。学者不加细考，以为真有所传，遂谓其书优於《三家》，从而注之笺之。由是《毛诗》盛行，《三家》渐微。逮於晋、魏，《齐》、《鲁》之《诗》遂亡，《韩诗》亦不复行於世，学者所见惟有《毛诗》，童而习之，不复知有他说，虽淹博好古之士皆以为《经》之本旨固然，而《诗》之旨亦晦矣。
盖尝思之，《易》道高深，圣人犹欲假年以学之，固非学者所能轻窥。而《春秋》，游、夏莫赞一词，虽有左、公羊、狭喝贤者为之作传，而圣人之意究难窥测。惟《诗》、《书》与《礼》乃学者所可几，是以圣人以为“雅言”。然《礼》多系仪文之末，且其残缺太多，不足尽先王之大经大法；故惟《诗》、《书》为最要。而皆为汉末晋、隋诸儒之所杂乱，良叹惜也！良可叹也！幸而《论语》一书明白易晓，复有《孟子》一书以羽翼之，何晏《集解》虽无所大发明而未尝偏执一人之见，赵岐之解尤为醉正，及宋朱子为作《集注》，圣人之旨益显，学者赖之，得以稍窥圣贤之蕴。然终不能不为《诗》、《书》惜也！
△《朱传》与读者
朱子虽作《诗传》，又命其门人蔡氏作《书传》，然皆未能尽驳《诗序》及《伪孔传》之误。而世犹以朱子为非，非《传》而从《序》者不可指数。自余所见，惟乡野孤陋之士但知为时艺者不与《传》异同耳；稍有学识，则据《序》以议《朱传》者十人而九。余独以为《朱传》诚有可议，然其可议不在於驳《序》说者之多，而在於从《序》说者之尚不少。何则？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齐》、《鲁》、《韩》、《毛》均出於汉，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独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书虽亡，然见於汉人之所引述，尚往往有之，其说率与今之《诗序》互异。如谓近古者皆可信，则四家之说不应相悖。相悖，则必有不足信者矣。岂非後世学者但见《毛诗》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既以《序》为揣度附会矣，自当尽本经文以正其失，何以尚多依违於其旧说？此余之所为朱子惜者也。
△本书作意
余之为《考信录》，凡《诗》、《书》之文有关於帝王之事者既已逐时逐事而辨之矣，顾《二南》既不详其时世，而《邶》以下十二国风其事多在东迁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见，笔而记之。《考信录》既成，乃复缀辑而增广之，以拾其遗而补其缺、窃谓经传既远，时事难考，宁可缺所不知，无害於义。故余於论《诗》，但主於体会经文，不敢以前人附会之说为必然。虽不尽合朱子之言，然实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复起，未必遂以余言为妄也。
嘉庆乙丑六月，崔述识。
△诗柄与经文
余见世人读《诗》，当初学时，即取“诗柄”连经文合读之（朱子《集传》）略说本篇大意者，俗谓之“诗柄”及长，遂不复玩经文而但横一诗柄於其胸中，以为足矣。其聪明者则多厌旧喜新偶见卫宏《诗序》辄据以为奇货秘笈，自谓曾见汉人之说，宋人书不足复观也。於是《序》所言者必以为是，而朱子所言者必以为非。大抵今世之说《诗》者，此两瑞尽之矣。
余家旧藏有《读风臆评》一册，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经文，不载传注，其圈与批则别有朱印套板。余年八九岁时，见而悦之，会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书（余幼，不记忆为何事），乃取此册携向空屋中读之，虽不甚解其义，而颇爱其抑扬宛转，若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