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後为三百也。《春秋传》云：“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所歌之风无在今十五国外者。是十五国之外本无风可采；不则有之而鲁逸之，非孔子删之也。且孔子所删者何诗也哉？郑、卫之风，淫靡之作，孔子未常删也。“丝麻菅蒯”之句不逊於“缟衣茹芦”之章，即华室远”之言亦何异於“东门不即”之意；此何为而存之，彼何为而删之哉？况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顾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论之，孔子原无删《诗》之事。古者风尚简质，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写之，其传不广，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颂之逸者已多，至孔子又二百馀年而又逸其七。古义世愈近则诗愈多；世愈远则诗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数，或此外虽有而缺略不全，则遂取是而鹫次第之以教门人，非删之也。《尚书》百篇，伏生仅传二十八篇，逸者七十余篇；孔安国得多十馀篇，逸者尚数十篇。礼之逸者尤多。自汉以来易竹以纸，传布最易，其势可以不逸，然其所为书亦代有逸者。逸者事势之常，不必孔子删之而後逸也。故今於删《诗》之说悉不敢载。
△辨删《书》之说
《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常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而下。”《书纬》云：“孔子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为《尚书》。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为《简书》。”後世多以其说为然。余按：《传》云：“郯子来朝，昭子问焉，曰：‘少┦夏衩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於郯子而学之。”圣人之好古也如是，果有羲、农、黄帝之书传於後世，孔子得之当如何而爱护之，当如何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其道唐、虞之事尤详，而皆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则高辛氏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唯《春秋传》颇言上古时事，然其文多平而弱，其事多奇而诡，与《尧典》、《禹贡》大不类，盖皆出於传闻，必非当时之书之所载也。《三坟》、《五典》之名虽见於《传》，然不言为何人所作，故杜氏《注》但云“皆古书名。”若《书序》果出於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不注耶！《虞书》曰：“慎徽五典。”又曰：“天叙有典。”“自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者。安知《传》之所云非此五典欤？古者以竹木为书，其作之也难，其传之也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於是，则遂取是而考订整齐之以传於门人耳，非删之也。《世家》但云“序《书》”，亦无删《书》之文。《汉志》虽有《周书》七十馀篇；然皆後人之所伪撰。刘向但云“孔子所论百篇之馀”，亦未尝言孔子之所删也。故今於删《书》之说悉不敢载。
【附录】“子曰：‘加（古本作“假”）我数年，五十（二字古本作“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篇》）
△学《易》之年
此语无年可考。观其词意，盖在归鲁以後。故附次於“正乐”之後。
△辨作易《传》之说
《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由是班固以来诸儒之说《易》者皆谓《传》为孔子所作。至於唐、宋，咸承其说。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谨严简质，与《尧典》、《禹贡》相上下；《论语》，後人所记，则其文稍降矣；若《易传》果孔子所作，则当在《春秋》、《论语》之间，而今反繁而文，大类《左传》、《戴记》，出《论语》下远甚，何耶？《系词》、《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传》果皆孔子所作，不应自冠以“子曰”字；即云後人所加，亦不应或加或不加也。孟子之於《春秋》也，尝屡言之，而无一言及於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不遗馀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观之，《易传》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为；盖皆孔子之後通於《易》者为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盖相传以为孔子之说而不必皆当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则其所自为说也。杜氏《春秋传後序》云：“汲县冢中，《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於时仲尼造之於鲁尚未播之於远国也。”余按：汲冢《纪年篇》乃魏国之史；冢中书，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师子夏，子夏教授於魏久矣，孔子弟子能传其书者莫如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则《易传》不出於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无疑也。又按《春秋》襄九年《传》，穆姜答史之言与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词小异。以文势论，则於彼处为宜。以文义论则“元”即“首”也，故谓为“体之长”；不得遂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