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为难；近者未安，不能远图，理之常也；而《史记》秦仲之死戎，庄公之破戎，亦在宣王初年。故今略依时之先後次之，要不至大相迳庭也。
△朱熹以南仲为皇父之祖之非
来子《诗传》释“南仲大祖，大师皇父”二句云：“谓南仲为大祖，兼大师而字皇父者。”余按：《春秋传》云：“昔我皇祖伯父昆吾。”《离骚》云：“朕皇考曰伯庸。”皆系祖考之名号於祖考之文之下，未有反系子孙之名於祖考之文之下者。其或由祖考而及其子孙，则云某人子某，某人孙某。若南仲果皇父之祖，则文当云“南仲曾孙大师皇父”，不当反云“南仲大祖大师皇父”也。南与皇，氏也；仲与父，字也；犹《春秋传》之称智伯赵孟也。其子孙当世以南与皇冠之，故宣王时有皇父，幽王时亦有皇父；诗有家父，《春秋》亦有家父，《春秋》庄公时有单伯，文公时亦有单伯，成公以後又有单子。然则南仲、皇父当各自为一族，不得以此二人为祖孙也。古有以“祖”为名者，有以“祖”为氏者；古之彭祖，《书》之祖己、祖伊是也。“大祖”或南仲之称号，未可知也。《诗》之“假以溢我”，据《春秋传》乃“何以恤我”；“假乐君子”，据《戴记》乃“嘉乐君子”。“大祖”或音之转，字之误，亦未可知也。缺所疑焉可矣，不得遂以为祖考之祖也。盖朱子之误由信毛、郑正雅变雅之说，而以《出车》为懿王以前诗，南仲为懿王以前人，故不得已而曲为之解耳。说己见前《命南仲条》下。
“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顺也。’文卒立之。鲁侯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周语》）
“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乃命鲁孝公於夷宫。”（同上）
三十九年，战於千亩。王师败绩於姜氏之戎。”（同上）
“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於大原。”（同上）
△《国语》记宣王与《诗》不同之故
余考宣王之事，据《诗》则英主也，据《国语》则失德实多，判然若两人者；心窃疑之。久之，乃觉其故有三。诗人之体主於颂扬。然《大雅》之述文武者多实录，而《鲁颂宫篇》则专尚虚词：“荆舒是惩，莫我敢承”，僖公岂足以当之！此亦世变之为之也。宣王之时虽尚未至是，然亦不免小事而张皇之；城方，封申，亦仅仅耳，而其词皆若威震万里者。是《诗》言原多溢美，未可尽信。其故一也。《国语》主於敷言，非纪事之书，故以“语”名其书，而政事多不载焉。然其言亦非当日之言，乃後人取当日谏君料事之词而衍之者。谏由於君之有失道，故衍谏词者必本其失道之事言之；非宣王之为君尽若是，亦非此外别无他善政可书也。其故二也。古之人君，勤於始者多，勉於终者少。梁武帝创业之主，勤於庶政，而及其晚年，百度废弛，卒致侯景之祸。唐明皇帝躬勘大难，致开元之治，而晚年淫侈，亦致禄山之患。其始终皆判若两人。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始勤终怠，固宜有之。故《国语》所称伐鲁在三十二年，千亩之战在三十九年，皆宣王晚年事；而《诗》称封申伐淮夷皆召穆公经理之，穆公，厉王大臣，又历共和之十四年，其相宣王必不甚久，则此皆宣王初年事无疑也。且使宣王果能忧勤振作四十馀年，何至幽王之世无道十一年而遽亡其国！由是言之，《诗》固多溢美，《国语》固专纪其失，要亦宣王之始终本异也。其故三也。盖召穆公，周之贤相，宣王初政实穆公主之，故能致中兴之盛；犹晋悼公任韩厥、荀贫复霸，及荀偃为政而释卫不讨，伐秦遽还，霸业遂衰也。若以宣王比之大戊、武丁，诚为不伦。而东莱吕氏因王子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之语，遂疑宣王无大异於幽、厉，则亦未免於太过矣。故今载《二雅》之文於前，《国语》之文於後，庶宣王始终盛衰之故可考而知焉。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涅立。”（《史记周本纪》）
△辨杜伯死而射王之说
《国语》云：“杜伯射王于高阝。”《墨子》云，“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三年，宣王合诸侯而田於圃田；杜伯乘白马素车追宣王，射入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露死。”余按：君臣之义犹父子也：子不可以仇父，臣岂可以仇君乎！使杜伯果贤臣，必无射王之事；杜伯可以死而射王，则亦可以生而弑王矣。此事不见於经传，惟《国语》有之；然语之亦不详，不知杜伯究为何人，射王究为何故，而亦未言王之死於射也。果如《墨子》之言，则是人臣见杀而非其罪者皆可为厉鬼以弑其君，而岂不悖也哉！《春秋传》云：“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屦。”窃疑宣王之事，当时言者或亦类是。盖人之将死，则鬼神乘其衰气而见形焉；久之，而好事者递相附会，遂以为宣王之死於杜伯之射也。故今并不录。
○幽王（《史记年表》，元年，庚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