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ジ浮本洌《赵注》以为太王之名；《朱注》亦云：“ジ福太王名也。”《大雅》“古公ジ浮本洌《毛传》以字与名两释之；《朱传》亦云：“ジ福太王名也；或曰字也。”是其沿用旧说，显然可见。《豳风鸱纹》，《传》采《伪孔传》之说，以“居东”为“东征”，遂以此诗为作於东征之後。及後与蔡九峰书，则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书传》改用新说。然则朱子虽采旧说，初未尝执一成之见矣。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汉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误沿於汉人者正不少也。拘谨者则又尊朱大过，动曰“朱子安得有误！”而不知朱子未尝自以为必无误也。即朱子所自为说，亦间有一二误者。卫文公以鲁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甯庄子犹见於经，则武子固未尝逮事文公矣。而《论语宁武子章》注云，“武子在位，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误矣。盖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数，朱子仕为朝官，又教授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书又不下数百馀卷，则其沿前人之误而未及正者，势也；一时偶未详考而致误者，亦势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惟其不执一成之见，乃朱子所以过人之处。学者不得因一二说之未当而轻议朱子，亦不必为朱子讳其误也。
△世益晚则采择益杂（以下二章，泛论务博而不详考之失。）
大抵古人多贵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於黄帝。然犹删其不雅驯者。近世以来，所作《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开粗初盘古氏者，且并其不雅驯者而亦载之。故曰，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也。管仲子卒也，预知竖刁、易牙之乱政，而历诋鲍叔牙、宾须无之为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苏洵知之，故孔子称管仲曰“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赐”，而苏氏责管仲之不能荐贤也。刂礼，为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氏、公羊、狭喝子者不知也，而唐赵匡知之，故《三传》皆以未三年而吉祭为讥，而赵氏独以匚当於文王，不当於庄公也。汉李陵有《重答苏武书》，陵与武有相赠之诗，班婕妤有《团扇诗》，扬雄有《剧秦美新》之作，司马迁、班固不知也，而梁萧统知之，故《史记》、《汉书》不载其一字，而其诗文皆见於《昭明文选》中也。由是言之，後人之学远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见者经而已，其次乃有传记，且犹不敢深信，後人则自诸子百家，汉、唐小说，演义，传奇，无不览者。自《庄》、《列》、《管》、《韩》、《吕览》、《说苑》诸书出，而经之漏者多矣。自《三国》、《隋唐》、《东西汉》、《晋》演义，及传奇、小说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无怪乎後人之著述之必欲求胜於古人也！近世小说有载孔子与采桑女联句诗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长，夫子行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谓七言诗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诗，识者已驳其伪，而今且更前於《柏梁》数百年，而⑹检洞呵铮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後人之学之博之至於如是也！
△不考虚实而论得失
有二人皆患近视，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么逯懈蝗私以明日悬匾於门，乃约於次日同至其门，读匾上字以验之。然皆自恐弗见，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并刺得其旁小字。暨至门，甲先以手指门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门上曰，“小字某某”。甲不信乙之能见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问之曰：“所言字误否？”主人曰：“误则不误，但匾尚未悬，门上虚无物，不知两君所指者何也？”嗟乎，数尺之匾，有无不能知也，况於数分之字，安能知之！闻人言为云云而遂云云，乃其所以为大误也。《史记乐毅传》云：“毅留犭旬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唯独莒、即墨未服。”是毅自燕王归国以後，日攻齐城，积渐克之，五载之中共下七十余城，唯此两城尚未下也。此本常事，无足异者。而夏侯太初乃谓毅下七十余城之後，辍兵五年不攻，欲以仁义服之：以此为毅之贤。苏子瞻则又谓毅不当以仁义服齐，辍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尽弃：以此为毅之罪。至方正学则又以二子所论皆非是，毅初未尝欲以仁义服齐，乃下七十馀城之後，恃胜而骄，是以顿兵两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凡其所论，皆似有理，然而毅初无此事也！是何异门上并无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哉！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读书者与考古界（此章自述作《考信录》之故。）
嗟夫！古今之读书者不乏人矣。其事帖括以求富贵者无论已。聪明之士，意气高迈，然亦率随时俗为转移：重词赋则五字诗成，数茎须断；贵宏博则雪儿银笔，悦服缔交。盖时之所尚，能之则可以见重於人，是以敝精劳神而不辞也。重实学者惟有宋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为道学，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降及有明，其学益杂，甚至立言必出入於禅门，架上必杂置以佛书，乃为高雅绝俗；至於唐、虞、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