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史称之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方苞谓古未有以文学为官者，诱以利禄，儒之途通而其道亡。案方氏持论虽高，而三代以下既不尊师，如汉武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已属旷世一见之事。欲兴经学，非导以利禄不可。古今选举人才之法，至此一变，亦势之无可如何者也。
刘歆称先师皆出于建元之间；自建元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据《儒林传》赞：《书》、《礼》、《易》、《春秋》四经，各止一家；惟《诗》之鲁、齐、韩，则汉初已分；申公、辕固、韩婴，汉初已皆为博士。此三人者，生非一地，学非一师，《诗》分立鲁、齐、韩三家，此固不得不分者也。其后五经博士分为十四：《易》立施、孟、梁丘、京四博士；《书》立欧阳、大小夏侯三博士；《诗》立鲁、齐、韩三博士；《礼》立大小戴二博士；《春秋》立严、颜二博士；共为十四。《后汉儒林传》云：“《诗》，齐、鲁、韩、毛。”则不止十四，而数共十五矣。《儒林传》明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是汉时《毛诗》不立学。《日知录》以为衍一“毛”字，考订甚确。汉人治经，各守家法；博士教授，专主一家。而诸家中，惟鲁、齐、韩《诗》本不同师，必应分立；若施雠、孟喜、梁丘贺同师田王孙，大小夏侯同出张生，张生与欧阳生同师伏生，夏侯胜、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圣同师后仓，严彭祖、颜安乐同师眭孟，皆以同师共学而各颛门教授，不知如何分门，是皆分所不必分者。
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而考其分立博士，则有不可解者。汉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独守遗经，不参异说，法至善也。《书》传于伏生，伏生传欧阳，立欧阳已足矣。二夏侯出张生，而同原伏生；使其学同，不必别立；其学不同，是背师说，尤不应别立也。试举《书》之二事证之。伏生《大传》以大麓为大麓之野，明是山麓；《史记》以为山林，用欧阳说；《汉书于定国传》以为大录，用大夏侯说，是大夏侯背师说矣。伏生《大传》以孟侯为迎侯，《白虎通 朝聘篇》用之；而《汉书 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号曰孟侯，用小夏侯说，是小夏侯背师说矣。小夏侯乃大夏侯从子，从之受学，而谓大夏侯疏略难应敌；大夏侯亦谓小夏侯破碎大道。是小夏侯求异于大夏侯，大夏侯又求异于欧阳，不守师传，法当严禁，而反为之分立博士，非所谓“大道多歧亡羊”者乎？《史记》云：“言《易》者本于杨何。”立《易》，杨已足矣；施、孟、梁丘师田王孙，三人学同，何分颛门；学如不同，必有背师说者。乃明知孟喜改师法，不用，后又为立博士，此何说也。京房受《易》焦延寿而之孟氏，孟氏弟子不肯，皆以为非，而亦为立博士，又何说也。施、孟、梁丘，今不可考；惟京氏犹存其略。飞伏、世应，多近术数，是皆立所不当立者。二戴、严、颜不当分立，亦可以此推之。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b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废也，宁过而存之。”《汉书儒林传》赞曰：“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b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案二说于汉立博士，叙述略同，施、孟、梁丘先后少异，刘歆欲立古文诸经，故以增置博士为例。然义已相反，安可并置；既知其过，又何必存；与其过存，无宁过废。强词饰说，宜博士不肯置对也。博士于宣、元之增置，未尝执争；独于歆所议立，力争不听。盖以诸家同属今文，虽有小异，尚不若古文乖异之甚。然防微杜渐，当时已少深虑。范升谓：“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据范氏说，可见汉时之争请立学者，所见甚陋，各怀其私。一家增置，余家怨望；有深虑者，当豫绝其萌，而不可轻开其端矣。平帝时，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王莽、刘歆所为，尤不足论。光武兴，皆罢之。此数经，终汉世不立。赵岐《孟子题辞》云：“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案宋以后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如赵氏言，则汉初四经已立学矣。后世以此四经并列为十三经，或即赵氏之言启之。但其言有可疑者，《史记》、《汉书儒林传》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