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相因，一邱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
（其“论”语，无一非忠告群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
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邓各体莫不皆然。故温公《通鉴》，亦起战国而终五代。
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则史不其中绝乎？使如日本之数千年一系，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太史公作《史记》，直至《今上本纪》，且其记述，不少隐讳焉，史家之天职然也。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
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今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竞无一书可凭借，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则口碑影响疑似之说耳。时或借外国人之著述，窥其片鳞残甲。然甲国人论乙国之事，例固百不得一，况吾国之向闭关不与人通者耶？
于是乎吾辈乃穷。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夫陆沈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种原质而成者也，
合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而
成者也。然使采集四十余种原质，作为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若是者，可谓之人乎？必不可。何则？无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
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秦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
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就中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通鉴》载奏议最多，盖此书专为格君而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