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耳。继而英取印度，尽东南洋之海岛而踞之，遂矫然不可复制，诸西国群推让之，而我国独时加挫折摧辱之。彼其蓄怨积忿已非一日，循至林文忠公焚烟之举，遂不可复忍，是实我之盛气有以致之。继而通商立约，畀以五口，而沿海诸口岸皆为西舶所出入，然犹未敢轻中国也。惟是每遇交涉之事，动辄推诿，始而不许，终至必许，而于是我国家官场之弊，无不为其所知。因循其积习也，蒙蔽其大端也，粉饰其长技也。无事之时，则其藐视西人，几以为不人类，若一旦有事，则又畏之如虎。凡政治、风俗、事物云为之出于西人者，必无一可取，心骄志傲，位置自高，绝不肯俯而求焉，降而察焉，性情阂隔而仇隙日深，于是彼此相轻而事卒不可为矣。夫轻人者，必明彼之短而知己之长。通商三十余年来，读书之儒，问以泰西之国势民情、制器讲艺，皆茫然而不知所措也，而彼于我国之利弊，无所不知。近如所造枪炮、舟舶，虽为仿效西法，亦徒得其皮毛，且其中驾驶制造，每多假手于西人，而谈者辄欲凌驾其上，恐不值西人之一噱耳。说者谓此徒颂美西人，未窥为治之本原。夫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我自有周、孔之道，足以治民而理国耳。于是一切所行，率以此为准断，而人莫敢复出一言。呜呼！此皆所谓客气未除也，率天下而出于误国者，必此人也。宣尼不尝言曰：“忠信笃敬，行乎蛮貊。”西人之至我中国，亦惟推诚布公，必信必速，毋区畛域，毋许膜视，尽我之怀柔，竭我之胞与，以示大一统之盛而已。总之，是是否否，其始即决之一言，虽彼强而我弱，彼必不我强也。惟一味模棱延缓，游移趋避，而祸即从此而生。《礼》有之曰：“阃外制自将军。”又有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故西国设使于数万里之外，必锡以全权之名，俾得所专制。中西交涉之事，奉承周旋其间者，无不互有所诿。始西人以为外省之权不足，必禀命于京师，若至京师，事必易于措手，是以驻京之请，志在必行。乃十余年来，所以委曲迟回者，仍无异于外省。此公使所以愤然欲行欤？否则公使之心，方欲中外之言和，断不欲中外之启衅，有可知也。盖和则两国并受其福，战则贸易之利必先自绌也，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要之，内自总理衙门，外自通商口岸，必求熟谙洋务人员，以为之支持，国步当不至于多艰，而外侮断不至于独甚也。呜呼！言之匪难，行之为难，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则我末如之何矣。
跋上海《字林西报》后
西人自通商中土以来，足迹遍于天下，其于中国之山川道里，险阻i隘，边防军实，兵制营规，朝政官方，国计民生，无不了然如指掌。而常怀轻中国之心，尝谓中国形势未雄也，士卒未练也，器械未精也，防守未固也。近日各直省之纷纷筹边防，搜戎行，铺张扬厉者，殊不值西人之一噱。中国之大病，一切皆事后为之备。如某处有兵警后，则必设镇将，增防兵，密烽堠，曰为善后计也，而不知患每出于所备之外。即如西人两扰津门，遂以津门为重地，以为保卫神京非此不可，而不知进兵之道，岂独津门一途？日人犯台湾，而台湾遂为岩疆，驻以重兵大员，以为镇守，而不知以后日人所觊觎者，不必复出于台湾也。其所举动如此，岂以为张弛之道宜尔耶？中国器械之精，士卒之练，万不及泰西诸国。即使器械能精，而用器者无其人，则利器亦成虚设。以百数十万金购一铁甲战舰，试使两军交轰，将见不顷刻间已属他人。何则？虽有铁甲而不能战、不能守也，则所以练胆之法未讲也。呜呼！中国而诚出于战，即欧洲至小之国亦莫之能御。是故为中国今日计，不如与泰西诸国深交厚结，讲辑睦之谊，修盟约之信，则可相安于无事，永立于不败。此《字林西报》之言也。《申报》主人美查先生曰：“与泰西诸国结好言和，其说固也，而欲令中国尽将防务置之度外，废而不讲，专藉远交为上策，徒恃邻国为长城，一旦有变，将何所措其手足？”此论诚是也。惟我则曰，惟我中国富强，可与泰西诸国和局可久也。盖天下事，能守然后能战，然后能和，否则和局操之于人，而不操之于己。今我于各直省整顿海防，原为固我疆圉耳，岂欲长驾远驭而驰域外之观哉？西人动以私心揣测，每恃己之长，笑人之短，抑知天道循环，其长之未足终恃乎！故为中外今日计者，当相睦勿相轻，其道则曰：“尔无我诈，我无尔虞。
跋欧洲游客书后
观欧洲游客致汀洲老渔书，有不能无言者。自泰西诸国通商以来，中外交涉之事，误于因循怠玩，西人常以为言。盖事涉中外，惟当必简必速，是非可否决之于两言而已。云南一役，苟英之所索，可从则和，不从则战。英惟尽其在我，而不必代为中国设想也。诚以西国所持者公心，所行者直道，措词则简，办事则速，从未尝屡有所迟回审顾者也。试观欧洲立约诸国，及其有事也，以一言为折衷，从则以玉帛相将，违则以干戈从事。普、法之战，其启衅颠末不过三日而决耳，英何独爱于中国，而必葸葸焉代为计虑，瞻前而顾后欤？吾知其非为中国计，乃自为计也。游客之言曰，近知西陲尚未底平，恐有决裂之祸，因时为包容。其爱中国果若是哉？然则何以庚申之间，联帆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