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事势揆之，非数十年加意筹维，必不能耳。俄虽土大人众，而财赋之富则不如英。英苟欲用兵，一旦可集赀千万，若兴巨工，众商无不愿倾囊解囊，顷刻可以立就，而俄则不能也。英属印度，年来已心悦诚服，无不愿托英之宇下，兹以重兵驻其地，以资镇守，一有事故，命将简师，咄嗟立办。故英之立国虽远，而其属土则近也，况又据膏腴之壤，扼形胜之地，因利乘便，操纵自如，视俄之土瘠民贫，无以施其长驾远驭之术者，不可同日而语矣。此则俄不如英也。故英、俄同一经营亚洲，英易而俄难，俄迟而英速。识者度势审时，而知其有如此者。故为亚洲计者，纷然不一。其说或谓宜备英而亲俄，或谓宜联英而拒俄，不知此皆未得其中也。善为守者不予人以有间，善为备者不示人以可疑。我惟自立于不败之地，亟图自强，藉以治中而驭外，毋使人得以乘隙而抵我，虽俄大英强，其能为我患哉？
泰西立约不足恃
天下之势不定一尊，则其乱靡有所止。盖体相敌则政多歧，政多歧则法必紊而畛域之见分，斯利害之情判，虽剖符置质，亦且旋约而旋背矣。《诗》所谓“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传》所谓“盟可寻，亦可寒，要盟弗信，质终无益”，此其明征也。泰西各国，犬牙相错，千百年以来，皆以兵力相雄长，稍有龃龉，则枪炮交轰，杀人如麻，曾不爱惜。近则托诚信以相孚，假礼义以相接，如向戌之弭兵，如苏秦之约从，立为万国公法以相遵守，又复互相立约，条分缕晰，其有不便者，得以随时酌更。似乎明恕而行，要之以信，可以邀如天之福，永辑干戈而共享升平焉矣。然揆其情势，则约可恃而不尽可恃也。盖立约一事，本非有所甚爱而敦辑睦之谊也，亦非有所甚畏而联与国之欢也，不过势均力敌，彼此无如之何。或意有所欲取而姑以此款之，或计有所欲行而先以此尝之，若利无所得，则先不能守矣。故夫约之立也，己强人弱则不肯永守，己弱人强则不能终守，或彼此皆强而其约不便于己，亦必不欲久守。即如黑海之约，各国俱所与闻，不独英、俄也，英欲守之而俄必欲背之，岂俄不畏诸国之议其后哉？诚以守此不渝，则擅其利者惟英，而受其敝者惟俄也。俄且日就富强，换岛于日本而水师有其备矣，取地于霍罕而通商得其道矣。地兼三海，卷甲而趋，欧洲在其掌握；路辟西疆，屯兵伺便，印度据其咽喉。故英之欲守约者，盖藉此联络诸国以相援也；俄之欲背约者，盖非此则难越雷池一步也。此不独英与俄自知之，即天下万国亦无不知之者也。如是而谓约足恃乎，抑不足恃乎？然此犹曰事关国家大计，难以兼顾，语所谓“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也。若英与美解交匪犯之约，不过罪人斯得，免奸滑之徒，以邻国为逋逃薮耳。且立约之初，本甚平允，足以劝善而惩恶也，今乃停止不行，以至犯法者越境乃免，得以逍遥事外，是岂好恶之公，赏罚之典哉？是知约不可恃，道在自强。受人国家之寄，身肩艰巨之投者，正宜励精图治，举从前之积习扫而空之，勿任私智以相欺蒙，勿狃成见以相倾轧，广育英材，收揽豪杰，讲求富强之术，精究攻守之备，以绸缪于未雨，以弭变于无形。遇有交涉之事，则开诚布公，速为办理，如是则约虽未立，亦不虞其有所藉口也。非然者，内安于因循则事多丛脞，外过于宽缓则敌将生心，虽息壤在彼，有不堕其计中者鲜矣。方今和议已成，所立规条斟酌尽善，诚为中外之福。然倚伏之机，剥复之理，本无定局，尤望尽其在我以成可大可久之图者，不可恃此区区之约，庆相安于目前也。
西人重日轻华
地球四大洲，亚细亚幅员为最广，风气之开亦独先。中国圣圣相承，皆以达人而居天子之位，制礼作乐，肇启文明，故三千年前已为声名文物之邦，威德覃敷，震于遐迩，海外大小诸国，其仰慕我中华如在天上。日本虽在东瀛，与我中国一海遥隔，而文字攸同，风俗无异，一切制度大都采自汉、唐。惟我中国不勤远略，闭关自守，不与外通，历代史乘所载，海外诸国登王会之图，预共球之列者，皆其慕化而自来，向风而麇至，初非我中国招携怀远抚绥而柔辑之也。日本虽居海中，屹然四岛，宜其便于舟楫之利，而考其所至，自通中国外，惟高丽、百济、新罗，为我声威所讫，此外则有所隔阂矣。逮至明代，欧洲诸国日强，精于驾舟，不惮远涉，往往于鲸波鼍浪中，探测新地，以为通商互市之区。曩者东南洋诸国，其来朝会盟聘者，皆为其所并兼剪灭倾覆，不能自保，而我中国绝不一问。海禁既开，番舶咸集，且以澳门为驻居所矣。于是接踵东来，海疆日以多事。顾其时视我中华多歆慕艳羡之怀，而绝少鄙夷轻藐之意。不谓通商立约三十余年，而情形大异，以昔视今，若判天渊。日本自二百年前与西国告绝后，惟与荷兰相通，自美利坚以兵舶临之，然后讲好结盟，开埠互市。维新以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一变其积习，而焕然一新，甚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几与欧洲诸国无异。盖其意以为非此不足与之抗衡也。然日本自此财用益绌，帑藏益虚，国债积至巨万，外强中槁，难持久远。其取之于民间，前时不过什二，今则几至于敲骨吸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前时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