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尝闻何君镜海之言曰，天下之治乱，系于士与农之多寡。农多则治，士多则乱。非士之能乱天下，托于士者众，则附于仕者亦众，而游惰者且齿甘乘肥，三代下之国家，所以有岌岌之势矣。五行百产不能给生人之用，生齿繁则杀戮相仍，此天道之当然也。耽于逸，极于欲，斗于巧，百族万类元气剥丧，而倾折夭札随之，此人事之自然也。大难初平，百物凋敝，人安耕凿而无竞无求；极盛之时，文治昌明，而诈伪日生，杀机潜匿，此又历代之盛衰相为倚伏者也。汉举孝弟力田，与策贤良并重，此其制犹近于古。后世以文取士，以资为郎，以级纪功，皆以黠民御朴民耳，虽欲治其可得哉？呜呼！何君之言，其即余欲以简治天下之意也。返朴还醇，正在今日。夫今之所谓士者，皆有士之名而无士之实者也，其实民而已矣，安得窃名为士哉？今国家之于士也，取之太多，简之太骤，人人皆可为士，数年间，一邑之称士者已至数十百人，按其中皆贸然无知者居多，由是士习日坏，士风不振，而士遂为人之所轻，因而叹天下之无士。呜呼！岂通论哉？譬如采珠于渊，采玉于山，取既竭则以泥沙代之，人见泥沙，并咎珠玉为无用，而士遂无以自见其长。为今计者，当废时文而以实学，略如汉家取士之法，于考试之外则行乡举里选，尚行而不尚才，则士皆以气节自奋矣。至以考试取士，亦当减其额，远其期，与其多取而贤不肖之皆多，毋宁寡取而贤不肖之皆少。且士既少则下知贵，而为上者，教养皆有实用。学中廪饩，书院膏火，养数百人不足者，养数十人而有余，于是士不为非而廉耻懋焉。且士既不为时文，其心思智慧咸磨砺以成有用之学，何至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问以钱谷不知，问以兵刑不知，出门茫然，一举步即不识南北东西之向背哉？或曰，有明之以时文取士，盖欲其废书不观，使之囿于一隅之中而莫能出其范围，往往有髫龄就学，皓首无成，而士之受其愚者不少矣。呜呼！此徒以功名富贵鼓舞其心志，虽有奇材异能，非是莫由进身，其愚黔首之心，实无异乎祖龙之一炬也。乃后世仍复因循不改，明知其无用，而绝不思为之变计，岂以在廷诸公皆由时文以进身，一若舍是并无良法欤？夫书，取其足以记姓名而已，宣圣有言曰：“辞达而已矣。”是即文字尚不必求其甚工，况于无用之时文？即曰时文所以代圣贤立言，顾圣贤之前言往训，昭然俱在，固在乎身体力行，又何烦乎口为摹拟，作优孟之衣冠？夫学时文不成，则竟成废人耳。设以学时文之精神才力，专注于器艺学术，即不能出而献诸大廷，而终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足以终身用之而有余者。故时文不废，人才不生，必去时文尚实学，乃足以见天下之真才。或又曰，时文中何尝无人才，本朝之功烈彪炳、才德彰闻者，何一不由科第中来？即今时曾、李、左三相国，亦以时文为进身之阶，是安见时文之足以害人才也？不知此即吾向之所谓非时文之能出真才，乃真才之不囿于时文耳。吾请一言以蔽之曰，今日之徒能时文而嚣然自足者，皆不得谓之士；此乃民之实，而窃士之名者也。况乎今日之士即异日之官，巍然身为民上者也。时文中果有治民之谱欤？昔者，取士之途宽而用士之法严；今者，取士之途隘而用士之法滥。乳臭之子，朝登科第而夕握印绶矣，不必试而后用也，而乌得不病国而殃民？故时文不废，天下不治。吾今请开数科以取士，即以其虚言而征之以实效。取之宽，则人才皆入吾夹袋之中，而自无或遗；用之严，则自不得以空文徼幸于一时。士习既端，而民俗亦厚，将见尚气节，懋廉耻，敦品行，而无实之士自转而归于农工商贾，以各遂其生。今日风俗之弊，在好谀而嗜利。欲反其弊，莫若闭言利之门，而开谏诤之路。故停捐纳所以伸士气，奖直言所以坚士节。如是而官方有不澄，仕途有不肃，不足以扬郅治之休，而臻于汉代文、景之隆者，未之闻也。
变法上
泰西人士尝阅中国史籍，以为五千年来未之或变也。夫中国亦何尝不变哉？巢、燧、羲、轩，开辟草昧，则为创制之天下；唐、虞继统，号曰中天，则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西人动讥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变，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盖孔子固圣之时者也，观其答颜子之问为邦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于三代之典章制度，斟酌得中，惟求不悖于古，以宜乎今而已。于答子夏之问，则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孔子盖言其常也，而非言其变也。言其常，则一王继治，有革有因，势不能尽废前代之制而不用；言其变，则未及数百年而祖龙崛起，封建废而为郡县，焚诗书，坑儒士，乐坏礼崩，法律荡然，亦孔子之所未及料者也。汉承秦弊，不能尽改，自是以后，去三代渐远，三代之法不能行于今日，如其泥古以为治，此孔子所谓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者也。由此观之，中国何尝不变哉？即欧洲诸国之为治，亦由渐而变，初何尝一蹴而几，自矜速化欤？铜龙沙漏、璇玑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钟表之法，亦由中国往。算法借根方，得自印度。火器之制，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