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用遍，近以循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某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J。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呼！贶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劝众。儒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孔某之诛也。孔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与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汝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忘妄取，以活身；羸饱，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瞍就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亦舍家室而托寓也？”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虎乱乎齐，佛以中牟叛，w雕刑残，莫大焉。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墨子非儒》）
（孔子大义微言，条理万千，皆口授弟子。若传之于外，导引世人，大率以三年丧、亲迎、立命三者。其士大夫，则以礼乐辅之。故墨子力翻孔案，有意攻难，必先此数义。而《非乐》、《非命》，着有专篇，短丧薄葬，且有特制，此其义最相反者。然使三年丧、亲迎，果为先王制，则墨子言必三代圣王，既不能谓之为儒者之制，更不敢肆口诋排，谓为逆伪戆愚大奸矣。以为“其礼”，即今《礼经》，然则《礼经》为孔子作，非周公之文，断断矣。正可藉异教攻词，明圣人制作。《学记》言“官先事，士先志”。王子垫问孟子，“士何事”？孟子答以“尚志”。故墨翟诮为倍本弃事而安怠傲。孔子不言利，忧道不忧贫。孟子发明之，曰“何必曰利”？董生亦云“不谋其利”。故墨子攻为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益可想见颜子箪瓢陋巷，曾子声出金石，原宪肘见踵决之高节。盖孔教行义多如此者，故墨子诮之。至谓富人有丧，则大说喜，以为饮食之道，几类近时僧道斋醮之所为，固为异教攻诋之词，然可见当时富贵之家，多从孔子之教。以父子天性，动以至仁，故莫不乐行三年之丧。既从其丧服，即用其礼。其礼极繁，非孔子后学日习其礼者，莫能通之，故丧家必延孔子后学，以为相礼护丧而供养焉。故墨者以是为谤。然益可考孔学传教，以三年丧为得力。泰西罗马，丧服亦用再期，人心之同然，故人易从也。今日正赖墨子此文，得以考见孔子传教之法。“高拱下视，会噎为深”，孔学容貌如绘，皆可反而得之。）
（墨子在孔子之后，有意争教，故攻孔子者无所不至。乃谓孔子助白公之乱，则白公在晏子之后，既时代不同，至诬孔子助田常之叛，则请讨之义，有《论语》可证。至谓子路褫人衣以酤酒，孔子为苟生而不得，此则里巷詈骂之辞，可无庸辨。子贡未尝辅孔悝。阳虎、佛非弟子。墨教诋诬罔，不可听闻，有德之人不忍出口，而墨子为之，其人乖僻褊谬，不待论其学术之是非矣。墨翟倒戈如此，孟、荀安得不攘臂而争之？韩愈乃谓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两家弟子相攻，非二师之道本然，真为妄言。退之于《非儒篇》殆未用心乎？墨家之谬，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