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及章武之兴，天下之为方镇者五十，县官赋入止于东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武烈，期于不赦，排斥众议而大治之。于是擒刘辟于剑南，执李于浙西，缚卢从史于昭义，服王承宗于镇冀，诛李师道淄青五世之袭，平吴元济淮西三世之叛，可谓盛烈矣。然其至于后世，益以不振。在内之权而阉尹执之，在外之权而方镇执之，浸微、浸削而遂至于亡焉。
盖唐以权夺势倾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宝之载焉。以其丧所以制天下之权者，实兆乎此故也。故其后世之君若章武者，仅能自立，不为之深屈而已。况其非章武者乎？嗟夫！后之为天下者，苟无意于所执之权而为人执之，则视唐可知也矣。
〈郭崇韬论〉
人谓汉高祖以布衣之微，召号豪杰，起定祸乱，乃瓜裂天下以王。勋将韩、彭、英布，皆连城数十，南面称孤，举天下之籍而据其半。及夫释甲就封，创血未干，皆相视诛灭。盖由高祖封赏过制，陷之骄逆，其于功臣不能无负。光武率义从之士，平夷盗逆，收还神器。天下既定，遂鉴高祖之失，第功行封，爵为通侯，大者不过数县，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勋故将，皆能自全。李请，谈兵之雄者也，亦以谓光武得将将之道，贤于高祖远甚。嗟乎！是皆不深求高祖、光祖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虽圣智不能迁而避之。高皇以宽仁大度，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业。岂所谓阴忮暴忍，而喜忌人之功者耶？秦为无道，天下高材疾足争起而竟搏之，皆有代秦之心也。彭越、黥布皆以人杰操兵特起，未以其身轻属于人者也。韩信挟百战百胜之略，择主而附，亦有大志，故身定全齐而自王之。方汉王大败于彭城，随何不能缓颊于淮南，则黥布不至。及困于固陵，诸侯弃约不会，微张良之画，则彭越、韩信不从。方是时，汉王不捐数千里之地，数以充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则楚不亡。汉之待此三人者，譬若养虎，饱则不动，饥则噬人。由是观之，封赏过制，岂得已哉？欲就大业于须臾之顷故也。虽然，大业就矣，而三人者之逼，天下之所共寒心也。以天下之皆寒心，则彼持是而安归，且高祖亦得安枕而卧乎？故疑似之衅一发，而大祸集矣。此其势必至于夷灭而后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祸，收率怀汉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多南阳故人，其尤伟杰者，寇、邓数人而已。然较其材略，徒足以供光武指顾之役，非有骄桀难制，若韩、彭之与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数千之户，莫不志欲盈足，唯恐持保之不获。为光武者，独何隙以诛除之哉？而曰光武独得保全勋旧之术，高祖于功臣有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与夫势理有所必至者也。
后唐庄宗，承武皇之遗业，假大义、挟世仇，以与梁人百战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谓难且劳矣。然有二臣焉：其为韩、彭者，李嗣源；为寇、邓者，郭崇韬也。嗣源居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得国兵之权，执之而不释也。庄宗无以夺之，而稍忌其逼。崇韬常有大功于国，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庄宗苟能挟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则嗣源虽怀不自安，而有顾惮，非敢辄发也。庄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倚，故崇韬以忠见疏谗疾日急。使其营自救之计，乃求将其征蜀之兵。庄宗归国中之师，属之而西。崇韬虽已举蜀，捷奏才上，而以谗死矣。庄宗知得蜀足以资其盛强，而不知崇韬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邺下之变，嗣源以一旅之众，西趋洛阳，如蹈无人之境，其迁大器易若反掌。且内有权臣窥伺间隙，乃空国之师勤于远役，固已大失计矣。而又去我之所与与彼之所畏者，则大祸之集，可胜救哉？虽得百蜀，无救其失国也。使崇韬之不死，举全蜀之众，因东归之士，拥继岌，檄方镇，以讨君父之仇，虽嗣源之强，亦何以御之？盖嗣源有韩、彭之逼而不践其祸者，庄宗无高祖之略故也。崇韬有寇、邓之烈，而不全其宗者，庄宗无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祸，起于操权，而速祸之权，莫重于制兵。崇韬谋逭祸自全，而方求执其兵，此于抱薪救火者何异也？
〈五代论〉
唐以陵夷蹙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兴，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获暮失，合其世祀，不数十年。自古有国，成败得丧，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窃观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梁祖起于宛朐群盗之党，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谓一时之奸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业已大，固当气吞而志灭之矣。借使不遂及于子祸，则其后嗣有足以为庄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旋踵也。后唐武皇假平仇之忠义，发迹阴山，转战千里，奄践汾晋。及其子庄宗，以兵威霸业，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谓壮矣。然天下略定，强臣骄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顾，而天下遂归于明宗。至于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犹庄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业，而有强臣骄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于天下乎？晋人挟震主之威，乘衅而起，君父契丹，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虐，而北人骄功恃强，殚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