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先种十许日，到八月潮信，有旁根成实数颗，即小收矣。但早种遇寒，苗出多死。今得一法：于旧冬或新春初耕后，亩下大麦种数升。临种棉，转耕，并麦苗禾奄覆之。麦根在土，棉根遇之即不畏寒。麦兼四气之和，性故能寒也。用此法，可先他田半月十日种。
又曰：今人种麦杂棉者，多苦迟，亦有一法：预于旧冬耕熟地，穴种麦。来春，就于麦陇中，穴种棉。但能穴种麦，即漫种棉，亦可刈麦。
又曰：吉贝遇大水，淹没七日以下，水退尚能发生。若淹过八九日，水退必须翻种矣。遇大旱，戽水润之，但戽水后一两日，得雨复损苗。须较量阴晴，方可车戽。若能稀种，行根深远，即车后得雨，亦无妨也。
陶九成《南村辍耕录》曰：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木棉之种。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妪黄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作造杆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巾兑，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像祠焉。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
丘《大学衍义补》曰：按自古中国布缕之徵，惟丝粆二者而已。今世则又加以木棉焉。府人调法，民丁岁输绢绫皘及绵，输布及麻。是时，未有木棉也。宋林勋作《政本书》：匹妇之贡，亦惟绢与绵；非蚕乡，则贡布麻。《元史》种植之制：丁岁种桑枣杂果，亦不及木棉，则是元以前，未始以为贡赋也。考之《禹贡》，扬州：“岛夷卉服，”注以为“吉贝”，则虞时已有之；岛夷时或以充贡，中国未有也。故《周礼》以九职任民，嫔妇惟治蚕呆厶，而无木棉焉。中国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徵赋，故《宋、元史食贷志》皆不载。
至我国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粆盖百倍焉。故表出之，使天下后世知卉服之利，始盛于今代。（玄扈先生曰：陶宗仪称松江以黄妪故，有棉布之利。而仲深先生亦云“：其利视丝粆百倍。”此言信然。然其利，今不在民矣。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徵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十倍宋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粆，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未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故论事者，多言“东南之民，勤力以事上，比于孝子顺孙”，不虚耳。《松江志》又言：“绫、布二物，衣被天下”，原此中之布，实不如西洋之丽密。曾见浙中一种细布，亦此中所未见者。徒以家纺户织，远近通流，遂以为壤奠，为利源也。第事势推移，无数百年不变者：元人称关陕而外，诸郡土地不宜吉贝，识者非之。今之艺吉贝者，所在而是焉；何树艺之独然，而织纟任之独不然也耶？安能禁他郡邑之人不为黄妪耶？今北土之吉贝贱为贵。反贵为贱？余居恒谓北方之人，必有从事者。若云彼土风高，不能抽引，此语诚然，顾岂无善巧之法。而总料其不然，亦未免为悠悠之论。故常揣度：后此数十年，松之布当无所泄；无所泄，即无以上共赋税，下给俯仰，宜当早为计者，人情多未以为然也。而数年来，肃宁一邑所出布疋，足当吾松十分之一矣。初犹莽莽，今之细密，几与吾松之中品埒矣；共价值仅当十之六七，则向所云吉贝贱故也。夫以一邑渐及之他邑，何难？既能其一，进之其十，何难？由下品而中，由中品而上，何难？吾欲利，而能谓人已耶？北土既尔，他方复然，则后此数十年，松之布竟何所泄哉？至于此，即当事者必有轻重经通之策。第吾侪自朝谋夕，窃谓宜及今兼事蚕桑，以济布匹之穷。或者又复以土地不宜为言。呜呼，虑始之难，甚哉，昔人有言：“未事豫言，固常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余唯幸余言之不验也。夫即余言之不验，而以数十日之功，收蚕桑之利；余日以事纺织，亦安所不便乎？）
玄扈先生曰：近来北方多吉贝，而不便纺织者，以北土风气高燥，绵毛断续，不得成缕；纵能作布，亦虚疏不堪用耳。南人寓都下者，多朝夕就露下纺；日中阴雨亦纺。不则徙业矣。南方卑湿，故作缕紧细，布亦坚实。今肃宁人乃多穿地窖，深数尺；作屋其上，檐高于平地仅二尺许，作窗棂以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湿气纺织，便得紧实，与南土不异。若阴雨时，窖中湿太甚，又不妨移就平地也。并刃始何人，殊有意致。但南中用糊有二法：其一，先将绵纟崔作绞，糊盆度过，复于拨车转轮作纟崔；次用经车萦回成纟任。吴语谓之浆纱。其一，先将绵纟崔入轻车成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