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一见，以为去就之计，实人情之通患也。且今日之事，中外之臣初皆以为进取矣。自郭倪不得涟、泗，李汝翼、田俊迈、郭倬不得符离，李爽不得二蔡，皇甫不得唐、邓，而后进取之说始不入于庙堂大臣之耳，次皆以为退守矣。自魏友谅不守神马坡，陈孝庆不守南巢，林管不守复沙，郭亻巽不守胥浦桥，夏兴祖、商荣不守喻口、淮口，而退守之说始不惬于庙堂大臣之心。至进战、退守之策两皆不得，而庙堂一意于和议也。中外之士咸曰：祖宗之大仇未报，中原之块土未复；胡运已衰，虏势尤弱。与其供输币帛以益其粮馈，孰若效死于一战？殊不知驱吾之赤子以就锋镝，与夫通金帛以息民者，其失为孰多？
耗天下之财馈，以资遗黎涂炭之苦，其与夫卑辞下礼、暂屈一时之重，以免天下元元之愁叹者，其得为孰多？此和议之讲，实今日之先务也。
今之窃议者不过曰：罢招军之令，则挫天下豪杰之心；结宣招之局，则失天下将帅之望。殊不知将不去边，兵不撤备，外虽住招，而内反有以全吾军息肩弛担之心，豪杰之心实未尝挫；急于自固，缓于求胜，外虽罢局，而内反有以全吾军养锐待敌之策，将帅之望实未尝失。和议何损于豪杰、将帅邪？又不过曰：昔柳浑谓夷狄人面兽心，易以兵制，难以信结，后果有变；韦伦言吐蕃狼子野心，难事信约，宜谨边备，后果有为所误。殊不知匈奴之叛，在于汉人恃和无备之时；吐蕃之渝盟，在于唐人恃和罢兵之日。备之既去，则变之所必生；兵之既罢，则误之所必至。和奚罪邪？又不过曰：靖康之变始于二三大臣专主和议，而不任兵革，以故虏道无厌，百求皆副，至于穷极，而北狩之祸终于不免。殊不知靖康之变，事出权臣，国无良将，忠义之气不伸，守御之备不设。兵则恐其伤于和而不敢言，谋则狃其主于和而不敢发。京师之兵有名而无实，勤王之兵久发而不至。此其为祸，和奚罪邪？
臣尝遍观古今中国之所以待夷狄者矣：兵争之失在于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讳言和议；和议之失在于士大夫惩已往之咎，而耻言用兵。故征伐者不至于困弊之极，则不复言和议；和议者不至于罢兵撤备为敌所误，则不复言征伐。二者胥失也。人皆知唐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亲。帝问计，德彝曰：“彼有轻中国之心，谓我不能战。若乘其急击之势，必胜。胜而后和，威德两全矣。”暗者于此，遂以为德彝之论先战后和，足以使终帝之世无突厥患；今日之未胜而和，非威德之不相济欤？臣窃以为不然。考帝之于突厥，小大之战不过数遇，南北之兵不过数万。唐据堂堂中国之全胜；突厥虽曰盛强，不过夷之中一偏虏耳。德彝之论，所谓以大制小。而今日之事，所谓以小制大也。威德两全之策倒施于今，岂不反速夫败亡之祸邪？
今中外之臣、草茅之士，徒知痛二陵不反之冤，洗三朝未雪之耻。见币帛之输，莫不含秽忍忿，思与之不共戴天；见词命之遣，莫不泣血铭心，思与之不并生于斯世。此三尺童子之所通知，而愚夫愚妇之所共晓者也。吁！边民失其故业，内地苦于征徭；版曹内虚，总司外耗；将帅无谋，士卒悖命；军储无蓄，国用不充。当是之时，利于兵争邪，抑利于和议邪？夫万金之囊，穷博于终夜之力，所存无几。取其未尽之资卷而怀之，以俟夫他日再举。周旋于胜负未分之地，犹愈于索手于一决。弈黑白于一枰之交，智者知其未必胜，宁负已输之名，而掩其终不可救之迹，犹为存体。今日之势，大耻之未雪，未足以为国家之重轻。再战而不利，三战而不捷，则天下乘其弊而起，在国家何以为自存之策？故陵之未反，块土之未复，未足以系今日之安危。生灵之涂炭，将士之死伤，边民之饿莩，父兄死于疆场，复驱其子弟于败衄之场，安危之机实在此一决耳。
古人非不知子女之不可遣，玉帛之不可遗，土地之不可割也。
汤事葛，文王事昆夷，君子以为仁；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君子以为智。然则今日之和，非真怯也，全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机耳；非真畏也，养吾智以俟异时可投之隙耳。今行人屡遣词说、屡通币帛之好已成，谕成之使已至，可谓国家之大福，生灵之大幸矣。臣愚犹虑虏庭或有邀求，而庙堂大臣不俞其请；虏使或肆傲慢，而庙堂大臣不加之礼。使前日屈尊忍辱之举，败于九仞一篑之微。师徒无备，边野不实，其利害尤甚于兵争之日。岂不大有可畏！欲望圣慈，上体三代之君所以待夷狄之心，下效汉唐之君所以事夷狄之意，忍一时之辱，图万世之利。毋惑于草莱书生之谈，毋动摇于武夫将士之论，期与斯民同归于安靖和平之域，以寿吾国家千万斯年之脉。实天下幸甚。虽然，和议之献已详于前矣。臣尝闻之，和未成而张兵，则必有以启敌人之疑心；和已成而废兵，则他日之祸盖有甚于未和之先者。故越人卧薪尝胆之举，柳浑后变之论，韦伦后误之策，德彝之计，靖康之鉴，如前所论，未易枚举。倘果以为和可恃而废兵，则将见奋臂一呼，带甲百万，招旌一挥，下城数十，堂堂之中国为无人之境矣。岂不畏哉！岂不畏哉！故臣专以战守之策著于后篇，愿陛下毋以为书生之常谈而忽之。此臣所谓今日之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