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之弟子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相问答，编录其语，谓之《郑记》，唯载《诗》、《书》、《礼》、《易》、《论语》，其言不及《孝经》，其验四也。赵商作《郑玄碑铭》，具称其所注笺驳论，亦不言注《孝经》。晋中经薄《周易》、《尚书》、《中候》、《尚书大传》、《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凡九书，皆云郑氏注，名玄；至於《孝经》，则称郑氏解，无“名玄”二字，其验五也。《春秋纬·演孔图》注云：康成注三《礼》、《诗》、《易》、《尚书》、《论语》，其《春秋经》则有评论。宋均《诗谱序》云：我先师北海郑司农”，则均是玄之传业弟子，师有注述，无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经》唯有评论，非玄所注时明，其验六也。又宋均《孝经纬注》引郑《六艺论》叙《孝经》云“玄又为之注”，“司农论如是而均无闻焉。有义无辞，令予昏惑”。举郑之语而云无闻，其验七也。宋均《春秋纬注》云“为《春秋》、《孝经》略说”，则非注之谓，所言又为之注者，泛辞耳，非事实。其叙《春秋》亦云“玄又为之注”，宁可复责以实注《春秋》乎？其验八也。后汉史书存於代者，有谢承、薛莹、司马彪、袁山松等，其所注皆无《孝经》；唯范氏书有《孝经》，其验九也。王肃《孝经传》首有司马宣王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以肃说为长。若先有郑注，亦应言及，而不言郑，其验十也。王肃注书，好发郑短，凡有小失，皆在《圣证》，若《孝经》此注亦出郑氏，被肃攻击，最应烦多，而肃无言，其验十一也。魏晋朝贤辩论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未有一言《孝经注》者，其验十二也。凡此证验，易为讨核，而代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后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於世。观言语鄙陋，义理乖谬，固不可示彼后来，传诸不朽。至《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甚详正，无俟商榷，而旷代亡逸，不被流行。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於京市陈人处买得一本，送与著作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而此书更无兼本，难可依凭，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故开元七年敕议之际，刘子玄等议，以为孔、郑二家云泥致隔，今纶旨焕发，校其短长，必谓行孔废郑，於义为允。国子博士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参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郑玄所作。而《郑志》及《目录》等不载，故往贤共疑焉。唯荀昶、范晔以为郑注，故昶集解《孝经》，具载此注为优。且其注纵非郑玄，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虽数处小有非稳，实亦未爽经言。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时，有见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此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必非宣尼正说。案其文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经典。又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已下’别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连上之辞，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没，后人妄开此等数章，以应二十二之数。非但经久不真，抑亦传文浅伪。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脱之应功，暴其肌体，朝暮从事，露发徒足，少而习之，其心安焉。’此语虽旁出诸子，而引之为注，何言之鄙俚乎？与郑氏所云分别五土，视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优劣悬殊，曾何等级！今议者欲取近儒诡说而废郑注，理实未可，请准令式《孝经》郑注，与孔传依旧俱行。”诏郑注仍旧行用，孔传亦存。是时苏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发明古义，奏议排子玄，令诸儒对定，司马贞与学生郗常等十人尽非子玄，卒从诸儒之说。至十年上自注《孝经》，颁于天下，卒以十八年章为定。
◎序
朕闻上古，其风朴略，
[疏]朕闻上古至德之本欤。○正义曰：自此以下至於序末，凡有五段明义，当段自解其指，於此不复繁文。今此初段，序孝之所起，及可以教人而为德本也。○朕者，我也。古者尊卑皆称之，故帝舜命禹曰：“朕志先定。”禹曰：“朕德罔克。”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又屈原亦云：“朕皇考曰伯庸。”是由古人质，故君臣共称。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定为天子之称。闻者，目之不睹，耳之所传。曰“闻上古”者，经典所说不同，案《礼运》郑玄注云“中古未有釜甑”，则谓神农为中古；若《易》历三古，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若三王对五帝，则五帝亦为上古，故《士冠记》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则大古五帝时也，大古亦上古也。以其文各有所对，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上古者，亦谓五帝以上也。知者，以下云“及乎仁义既有”以《礼运》及《老子》言之，仁义之盛在三王之世，则此上古自然当五帝以上也。云“其风朴略”者，风，教也；朴，质也；略，疏也。言上古之君，贵尚道德，其於教化，则质朴疏略也。
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
[疏]正义曰：“因犹亲也，资犹取也。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