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传是谓我非夫，其说似近迂曲，刘敞七经小传曰，案曾子曰，孝子唯巧变，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弗讯不言，言必齐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为人子之道也，此两若夫之文同，疑曲礼本取曾子之言，而误留若夫，不然，则全脱一简失弗讯以下十五字，朱子答潘恭叔曰，曲礼杂取诸书精要之语，集以成编，虽大意相似，而文不连属，如首章四句，乃曲礼古经之言，敖不可长以下四句，不知是何书语，又自为一节，皆禁戒之辞也，贤者以下六句，又当别是一书，临财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书，亦禁戒之辞，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刘原父以为此乃大戴记曾子事父母篇之辞，若夫二句失于删去，郑氏谓此二句为丈夫之事，其说误矣，此说得之，礼从宜，使从俗，当又是一书，锡瑞案刘氏与朱子之说是也，礼记他篇，亦多类此，故郑君门人孙炎已有类钞，而书不传，魏徵因之以作类礼，而书亦不传，王应麟因困学纪闻云，魏徵传曰，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太宗美其书，录内罕，艺文志云，次礼记二十卷，旧史谓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谏录载诏曰，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并更注解，文义粲然，会要云，为五十篇合二十卷，元行冲传，开元中魏光乘请用类礼列于经，命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采获刊缀为五十篇，张说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レ类相比，有如钞掇，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行冲著释疑曰，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乃易前编，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马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魏氏采众说之精简，刊正芟砻，朱文公惜徵书之不复见，此张说文人不通经之过也，行冲谓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于仍故，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观文公之书，则行冲之论信矣，锡瑞案戴记不废，张说有存古之功，类礼不传，说亦有泥古之失，当时若新旧并行，未为不可，朱子惜类礼不复见，是以有仪礼经传通解之作，吴澄作礼记纂言，更易次序，各以类从，近人惩于宋儒之割裂圣经，痛诋吴澄，并疑能解之杂合经传，平心而论，礼记非圣人手定，与易书诗春秋不同，且礼经十七篇，已有附记，礼记文多不次，初学苦其难通，曲礼一篇，即其明证，若加分别部居，自可事半功倍，据隋志礼记三十卷，魏孙炎注，则其书唐初尚存，炎学出郑门，必有依据，魏徵因之，更加整比，若书尚在，当远胜于经传通解礼记纂言，而大有益于初学矣，陈澧云，孔疏每篇引郑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某某，礼记之分类，不始于孙炎魏徵矣，今读礼记当略仿别录之法，分类读之，则用志不纷，易得其门径。
论郑注引汉书引谶纬皆不得不然习礼记者当熟玩注疏其余可缓
马端临文献通考曰，三代之礼亡于秦，继秦者汉，汉之礼书，则前有叔孙通，后有曹褒，然通之礼杂秦仪，褒之礼杂谶纬，先儒所以议其不纯也，然自古礼既亡，今传于世者，惟周官仪礼戴记，而其说未备，郑康成于三书皆有注，后世之欲明礼者，每稽之郑注以求经之意，而郑注亦多杂谶纬及秦汉之礼以为说，则亦必本于通褒之书矣，此二书者，汉隋唐三史艺文志，俱无其卷帙，则其书久亡，故后世无述焉，然魏晋而后所用之礼必祖述此者，锡瑞案马氏之说甚通，自孔子时而经不具，后世所谓三礼由孔子及七十子后学者撰集，虽未必与古礼尽合，而欲考古礼者舍三书无徵焉，通为秦博士，习秦仪，秦之与古异者，惟尊君卑臣为太过，其他去古未远，必有所受，观秦二世时议庙制，引古七庙之文，可见通所定礼，不见于汉艺文志，盖犹萧何之律，韩信之军法，其书各有主者，不在向歆所校古秘书内，许氏异义间引通说，则郑君注礼，亦必采用之矣，褒本习庆氏礼，乃高堂生后仓所授，其引谶纬，东汉风气实然，纬书多先儒说经之文，观礼纬含文嘉可见，郑注礼间引谶纬，如耀魄宝灵威仰之类，或亦本之于褒，古礼失亡，通定礼采秦仪，郑注礼用汉事，褒与郑又引及谶纬，皆不得不然者，后人习用郑说，而于通杂秦仪褒杂谶纬则议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或且并诋郑君，如陈傅良谓郑注周礼之误有三，汉官制皆袭秦，今以比周官，王应麟引徐筠微言，亦同此说，欧阳修请删注疏中所引谶纬，张璁且以引谶纬为郑君罪案而罢其从祀，如其说则汉以后之说礼者，不亡于秦火，而亡于宋明诸人矣，朱子曰，礼记有说宗庙朝廷说得远，复杂乱不切于日用，若欲观礼，须将礼记节出切于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内则曲礼少仪看，又曰，郑康成考礼名数大有功，又或问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曰，郑注自好看，看注看疏自可了，朱子推重礼记注疏，此至当之论也，孔颖达于三礼，惟疏礼记实贯串三礼及诸经，有因记一二语，而作疏至数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余字，比年一小聘云云，疏二千余字，月令郊特牲篇题疏，皆三千余字，其余一千余字者尤多，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又非好为繁博也，既于此一经下详说此事，以后此事再见，则不复说，亦犹郑注似繁而不繁也，学者熟玩礼记注疏，非止能通礼记，且可兼通群经，若卫礼记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