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寿祺案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世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云月令吕不韦作，或云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宏传，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月令，非吕不韦著审矣，唐书大衍历议云，七十二侯，原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僧一行亲见周书月令有七十二候，则与礼记月令无异，益信蔡邕之言不妄也，郑君以为礼家抄合，殆失之，又郑君谓三王官无太尉，秦官则有，以此断月令为吕氏书，案月令命太尉，吕览尉作封，然则礼记亦当作命大封，即易通卦验所谓夏至景风至，拜大将，封有功之义，见太平御览引，其作太尉者，淮南时则依法制改，而礼家从之，非其旧也，乐记者，艺文志云，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而班志两载其书曰，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案汉书食货志，王莽下诏曰，乐语有五均，邓展注曰，乐记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价而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白虎通礼乐篇，亦屡引乐无语，此即献王所传乐记二十四篇之一篇也，三礼目录于礼记乐记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谓属二十三篇之乐记也，礼记正义云，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断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案别录十一篇，余次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章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则乐记十一篇入礼记，在刘向前矣，正义言如此，则今礼记中之乐记，非王禹乐记其审，史记正义云，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此言必本之别录七略，乐记出公孙尼子，而有窦公篇者，窦公本魏文侯乐人，年百八十岁，至汉文帝时犹存，此篇或载其在文侯时论乐事也，别录于二百四篇，称为古文记，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徒所论，是恶得有秦汉作者之文，厕其间邪，后儒动訾礼记杂出汉儒，不考甚矣。
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
礼记非杂出汉儒，陈氏之辨晰矣，而王制为今文大宗，与周礼为古文大宗，两相对峙，朱子曰，周礼王制是制度之书，已以两书对举，一是周时旧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新法，后人于周礼尊之太过，以为周公手定，于王制抑之太过，以为汉博士作，于是两汉今古文家法大乱，此在东汉已不甚晰，至近日而始明者也，郑君异义曰，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又答临硕曰，孟子在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共后，推郑君意，似以王制为孟子之徒所作，以开卷说班爵禄，略同孟子文也，王制非特合于孟子，亦多合于公羊，姑举数事明之，公羊桓十一年传，郑忽出奔卫，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解诂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郑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正义曰，何休之意，合伯子男为一，皆称从子，郑意合伯子男为一，皆称伯也，郑何说虽稍异，而春秋三等，王制亦三等，其相合者一，公羊桓四年传，春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冬曰狩，梁传则春曰田，夏曰苗，秋曰，冬曰狩，何休废疾引运斗枢曰，夏不田，梁在夏田，于义为短，郑释之云，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梁四时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当六国之亡，谶纬见读而传为三时田，据郑说则三时田，乃孔子春秋制，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其相合者二，其他建国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又曰，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立学之制曰，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取民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税，郑注皆以殷制改之，正与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相合，特郑君未知即素王之制，故见其与周礼不合，而疑为夏殷礼，孔疏申郑，虽极详晰，亦未能释此疑，同异纷纭，莫衷一是，其王制第五篇题下疏曰，案郑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生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于别录属制度，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知者案下文云，有正听之，郑云汉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