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威仪，艺文志亦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是也，礼器注今礼二字可证，郑本不称仪礼，凡郑诗笺三礼注，引用十七篇，多云士冠礼乡饮酒聘礼燕礼，每举篇名，未尝备仪礼，考艺文志曰，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景十三王传，礼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师古注云，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说文序曰，其备礼周官，按礼谓十七篇及记百三十一篇也，周官即周礼也，说文全书如觯下引乡饮酒礼，苄下引公食大夫礼，下引士冠礼，堋下引士丧礼，铉下礼谓之Ａ１３，皆曰礼，无仪字，景十三王传，周官礼礼记并言，则为三，说文序但言礼周礼官，则礼字实包礼礼记，刘子元孝经老子注易传义，据郑自序云，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此礼字实包三礼，后汉书儒林传曰，马融作周官传，授郑某，某作周官注，某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顺故为郑氏学。原注，顺故犹训诂也。按此小戴礼谓小戴之十七篇，郑目录云，大戴第几，小戴第几是也，郑以古经校之，谓以古经五十六篇校十七篇也，下文云，某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为三礼焉，则某本习小戴礼之为十七篇无疑，凡汉人于十七篇备礼，不备仪礼甚蓍，锡瑞案段氏谓汉备礼，不备仪礼极确，而回护郑君，以贾疏颜注为未是，不思贾疏颜注，正本郑君之说，段解事仪三千，明有经十七篇在内，与贾疏颜注，岂有异乎，段又明以经礼为纲，曲礼为目，周礼岂得为仪礼之纲乎，后世之备仪礼，正以郑君误解威仪曲礼为即十七篇之礼也，晋元帝时，荀崧请置郑仪礼博士，是仪礼之名，已著于晋时，段以为梁陈以后，乃为此备，说亦未谛。
论礼所以复性节情经十七篇于人心世道大有关系
汉书礼乐志曰，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凌延堪本之作复礼篇曰，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孟子曰，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圣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为士冠之礼，以君臣之道，而制为聘觐之礼，因夫妇之道，而制为士昏之礼，因长幼之道，而制为乡饮酒之礼，因朋友之道，而制为士相见之礼，自元士以至于庶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夫性具于生初，而情则缘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则不能无过不及之偏，非礼以节之，则何以复其性焉，父子当亲也君臣当义也，夫妇当别也，长幼当序也，朋友当信也，五者根于性者，所谓人伦也，而其所以亲之义之别之序之信之，则必由于情以达焉者也，非礼以节之，则过者或溢于情，不及者或漠焉遇之，是故知父子之当亲也，则为醴醮祝字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冠可赅也，而于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当义也，则为堂廉拜稽之文以达焉，其礼非聘觐可赅也而于聘觐焉始之，知夫妇之当别也，则为笄次ひ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昏可赅也，而于士昏焉始之，知长幼之当序也，则为盥洗酬之文以达焉，其礼非乡饮酒可赅也，而于乡饮酒焉始之，知朋友之当信也，则为雉居奠授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相见可赅也，而于士相见焉始之，记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其事盖不仅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举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仅士冠聘觐士昏乡饮酒士相见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礼举不外乎是矣，锡瑞案凌氏作礼经释例，于十七篇，用功至深，故能知十七篇足以赅括一切礼文，即有不备，可以推致，与邵懿辰之说相近，凌氏年辈在前，当为邵所自出，而其实皆本于汉书，其论礼所以节情复性，于人心世道，尤有关系，据此可见古之圣人制为礼仪，先以洒埽应对进退之节，非故以此为束缚天下之具，盖使人循循于规矩，习惯而成自然，嚣陵放肆之气，潜消于不觉，凡所以涵养其德，范围其才者，皆在乎此，后世不明此旨，以为细微末节，可以不拘，其贤者失所遵循，或启妨贵凌长之渐，不肖者无所检束，遂成犯上作乱之风，其先由小节之不修，其后乃至大闲之逾越，为人心世道之大害，试观两汉取士必由经明行修，所用皆谨守礼法之人，风俗纯厚，最为近古，晋人高语庄老，谓礼岂为我辈设，酣放易，以子字父，遂有五胡乱华之祸，足见细微末节，所关甚钜，女叔侯谓礼所以保国，晏平仲谓礼可以已乱，洵非迂谕，汉晋之往事，万世之明鉴也，汉以十七篇立学，灼见本原，后人以周礼为本，仪礼为末，本末倒乱，朱子已正其失矣，又引陈振叔说仪礼云，此乃仪，更有礼书，仪礼只载行礼之威仪，所谓威仪三千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