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者见善于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于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锡瑞案毛序不尽可信，毛诗与左氏春秋出河间博士，其与左氏合者，亦不尽可信，惟三家既亡，毛诗犹为近古，与其信后人之臆说，又不台信毛诗，朱子以郑卫为淫诗，且为淫者自作，不可为训，马朱以申毛，能发明风人之旨。
论乐记疏引异义说郑诗非必出于三家魏源据以为三家诗未可执为确证
解经必遵最初之说，而后起之说不可从，尤必据最古之明文，而疑似之文不可用，礼记乐记疏引异义云，今论说郑国之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左传说烦手淫声谓之郑声者，言烦手踯躅之声使淫过矣，许君谨案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今案郑诗说妇人者，唯九篇，异义云十九者，误也，无十字矣，锡瑞案许君异义引诗之例，必云今韩鲁诗说古毛诗说，以为分别，此谨案下无引今诗古诗字样，则此说必非出于诗家，当是许君自为之说，亦或别有所本，刘宝楠论语正义曰，鲁论举溱洧一诗，以为郑俗多淫之证，非谓郑诗皆是如此，许错会此旨，举郑诗而悉被以淫名，自后遂以郑诗混入郑声，而谓夫子不当取淫诗，又以序所云刺时刺乱者，改为刺淫，则皆许君之一言误之矣，刘氏之说，是以许君为自为之说也，白帖引通义云，郑国有溱洧之水，会聚讴歌相感，今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故郑声淫也，此通义未知是刘向通义，或即白虎通义，当为许君之所本也，然其说有可疑者，异义通义皆云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而郑诗实无十九篇说妇人者，孔疏以为今郑计说妇人者唯九篇，则其数已不能合矣，以今考之，郑诗说妇人者，女曰鸡鸣，有女同车，丰，东门之单，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实止七篇，女曰鸡鸣，古贤夫妇警戒之词，虽说妇人，不得谓之淫诗，野有蔓草，韩诗外传与说苑，皆载孔子遭齐程本子倾盖而语，孔子引野有蔓草之诗，韩鲁义同以为邂逅贤士，与毛朱男女不期而会异，是三家亦不以为淫诗，除去二篇，止有五篇，其数更不能合矣，疑似之文，既不可解，学者姑置之可也，魏源古微好创新说，引白虎通与汉书地理志，郑国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说怿，为班固鲁诗说，又引异义许君谨案之说，为三家诗，不知许君未明引今韩鲁诗，何以知为三家，白虎通与汉志，皆未明引诗说，又何以知为三家，后汉书注引韩诗章句，郑国之俗，三月上已之辰，于溱洧二水之上，执兰招魂，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也，韩诗惟以溱洧为淫诗有明文，与毛义同，不以野有蔓草为淫诗，则与毛义异，韦昭毛诗答问云，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时，江淹丽色赋云，感蔓草于郑诗，自是毛义，而江淹杂诗云，既伤蔓草别，方知大杜情，则同三家遇贤之义，诗人非经学专家，随手掇拾，不为典要，魏乃强为调停之说，谓遇贤而诸男女，犹离骚比君子于美人，舍韩诗明文可据者，而强同于毛义，又于三家无明文可据者，而执异义疑似之文以解之，皆非实事求是之义。以申侯为狡童，以子瑕说扬之水，皆无据。
论毛序或以为本之子夏或以为续于卫宏皆无明文可据即以为卫宏续作亦在郑君之前
陈澧曰，释文引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自注，孔疏所载诗谱，不言序为谁作，沈重之说，不知所据。澧案仪礼乡饮酒礼，贾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之类，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义而亡其辞，是毛公续序，与沈重足成之说同，今读小序，显有续作之迹，如载驰序云，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此已说其事矣，又云，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此以上文三句简略，故复说其事，显然是续也，有女同车序云，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此已说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简略，故亦复说其事，显然是续也，郑君虽无说，读之自明耳，郑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郑志答张逸云，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是郑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为，非独兄弟也一句矣，十月之交，雨无正，小，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诗谱则云刺厉王，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笺云，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则所云师者，即毛公也，据此则郑君以序皆毛公所定，虽首句亦有非子夏之旧者也，或谓序之首句传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后人续作，尤不然也，如终风序云，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时序但有首句，而无遭州吁之暴云云，则次章莫往莫来，传云人无子道以来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谓子者谁乎，以母道加谁乎，又如考序云，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究处，毛传云，考成乐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