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道也，万物之所繁，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图书，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欢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诗曰，鼓乐之，案韩诗论关雎义尤闳大，何以又有关雎刺时之说，岂自言之而自背之乎，必以三家为误，岂一家误而两家亦从而误乎，汉志言取春秋采杂说，非其本义，鲁最近之，然则齐韩有误，鲁不应误，何以鲁诗明言关雎为衰世之诗，康王时作乎，诗有本义，有旁义，如汉志说三家容有采杂说，以旁义为正义者，而开宗明义，必不致误，然则以为正风之始，又以为刺康王晏朝，二者必皆是正义而非旁义，刺康王晏朝，诗人作诗之义也，为正风之始，孔子定诗之义也，安见既为刺诗，遂不可以为正风而冠全诗乎，张超曰，防微消渐，讽谕君父，此作诗之义，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定时之义，据汉人之遗说，不难一以贯之，后人疑其所不当疑，开章第一义已不能通，又何足与言诗。
论四始是孔子所定仪礼亦孔子所定解此乃无疑于合乐关雎工歌鹿鸣
孔子删定六经，则定诗之四始，亦必出于孔子，自汉以后，经义湮废，读孔子之书者，必不许孔子有定六经之事，而以删定六经之功，归之周公，于是六经之旨大乱而不能理，诗之四始，以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自是定论，必不可不遵者也，关雎鹿鸣文王清庙，皆歌文王之德，为后世法，亦是定论，必不可不遵者也，然考汉以前古义，惟文王清庙是言文王，且是周公称美文王，有明文可据，而关雎鹿鸣无明文，吕氏春秋曰，周公作诗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汉书翼奉传曰，周公作诗，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世说新语荀慈明曰，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是文王诗为周公作，古有明文，尚书大传曰，周公升歌清庙而弦文武，王褒四子讲德论曰，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刘向传曰，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云，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是清庙诗为周公作，古有明文，而遍考古书，未有言周公作关雎与鹿鸣者。惟谢太传刘夫人以关雎为周公诗，见于世说，鲁齐诗晋已亡，此非雅言，亦非古义，不可据。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是关雎鹿鸣，皆出于衰周，非周公作，亦非周公之所及见，四始之义，至孔子始定，孔子以为关雎贞洁慎匹，如匡衡所谓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者，惟文王太姒，足以当之，鹿鸣四牡皇华，亦惟文王率殷之叛国，足以当之，故推关雎鹿鸣，为风与小雅之始，以配文王清庙而为四，四始之义，是孔子所定，非周初所有也，张超曰，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以关雎冠篇首出孔氏之明证，张超又曰，愿得周公配以窈窕，此尤关雎不出周公之明证，若出周公，周公岂得自言，若关雎明指文王太姒，更岂得为此言，窈窕淑女属太姒，乃周公之母，而愿得周公配之，非病狂丧心之人，必无此荒谬不通之语，张子并作诮青衣赋，以诮蔡伯喈作青衣赋为志荡辞淫，若先自居于荒谬不通，不反为伯喈所诮乎，据张超所言，则关雎必不作于周公以前，而四始必由于孔子所定矣，或难之曰，仪礼周公之书，而乡饮酒合乐关雎之三，燕礼工歌鹿鸣之三，非周公时已有关雎鹿鸣之明证乎，曰，以仪礼为周公书，亦是后儒之说，古无明文，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仪礼十七篇，亦孔子所定也。列女太姒传引诗曰，大邦有子，又曰，太姒嗣歌音不引关雎，是鲁诗不以关雎诗属太姒之证。
论班固云关雎哀周道而不伤为哀而不伤之确解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称关雎以哀乐并言，自来莫得其解，毛序衍其说曰，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其解乐哀二字，殊非孔子之旨，自宋程大昌以后多疑之，谓与夫子之语，全不相似，当为卫宏所续，不也毛公，郑笺知其不可通也，乃云哀当为衷字之误也，然衷窈窕仍不可通，且孔子明言哀而改衷，与孔子言衷不合，朱注论语，求之未，得，则宜其有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之乐，孔子言哀不言忧，朱以哀字太重而改为忧，亦与孔子言哀不合，近儒刘台拱论语骈枝，谓兼关雎之三而言之，关雎葛覃乐而不淫，卷耳哀而不伤，引卷耳诗维以不永伤为据，魏源之曰，夫反侧忧劳，岂得谓专乐无哀，既哀矣，可不纟由其所哀何事乎，文王化行二南之日，太姒归周已数十年，而犹求之不得，寤寐绸缪何为乎，若谓后妃求贤，则以文王之圣，又得太姒之助，即未更得贤嫔，岂遂反侧堪哀，且哀而恐至于伤乎，岐周国尽于渭地，不至河，而云在河之洲，明为陕以东之风，非周国所采，而谓作于宫人女史，其可通乎，关雎房中之乐，后夫人侍御于君，女史歌之以节义序，岂惟有颂美无讽谕乎，锡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