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古文，固应颁之学官，唐白居易补汤征，亦可用以教士子矣，四库提要曰，司马迁书岂可以补经，即用迁书为补，亦何可前半迁书，后半忽接以古经，混合为一，其毛氏之失，深切著明，王柏书疑于舜让于德弗嗣下，补论语尧曰以下二十四字，敬敷五教在宽下，补孟子劳之来之以下二十二字，皋陶谟，益稷，武成，洪范，多方，立政，皆更易其文之次序，苏轼黄震皆移易洪范，苏轼又改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于洛诰上，金履祥亦移易洪范，疑洛诰有缺文，武成伪书不在内，不知诸儒何仇于圣经，并二十九篇之完书，而必欲颠倒错乱，使无完肤也，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诸儒为此纷纷，是亦不可以已乎。
论伪孔经传前人辨之已明阎若璩毛奇龄两家之书互有得失当分别观之
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既亡，其后郑孔并行，至隋郑氏渐微，唐作正义，专用孔传，至宋吴或始发其覆，朱子继之曰，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锡瑞案朱子于孔传直斥其伪，可谓卓识，而于古文经虽疑之，未敢明斥之，犹为调停之说曰，书有二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时与民下说话，后来追录而成之，据，此是朱子以传为伪，于经犹有疑辞，故蔡沈作传，仍存古文，然犹赖有朱子之疑，故蔡传能分别今古文之有无，其后吴澄归有光梅愈推愈密，尝谓伪孔古文，上于东晋之梅颐，而攻古文渐有实据者，出于晚明之梅，同一梅氏，而关伪古文之兴废，倘亦天道之循不欤，至阎若璩惠栋考证更精，至丁晏沿书余论据家语后序定为王肃伪作，隋书经籍志孔氏正义，皆有微辞，唐初人已疑之，不始于吴才老，朱子可谓搜得真赃实证矣，毛奇龄好与朱子立异，乃作古文尚书冤词，其所执为左证以鸣冤者，隋书经籍志也，隋志作于唐初，其时方尊伪孔，作义赞，颁学官，作志者即稍有微辞，何敢显然直斥其伪，志所云，虽历历可据，要皆传为伪书者臆造不经之说，孔书经传一手所作，伪则俱伪，阎若璩已明言之，毛乃巧为饰辞，以为东晋所上之书是经非传，专以隋志为证，使斯言出汉艺文志，乃为可信，若后汉儒林传，则已不可信矣，以范蔚宗作书之时，伪书已出，不免为所惑也，况隋志修于唐初，在古文立学之后哉，冤词一书，相传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而作，案阎毛二家互有得失，阎证古文之伪甚确，特当明末宋学方盛，未免沾染其说，夫据古义以斥孔传可也，据宋人以斥孔传则不可，阎引金履祥说，以高宗肜日典祀无丰于昵，为祖庚绎于高宗之庙，其误一也，引邵子书，以定或十年等年数，其误二也，引程子说，谓武王无观兵事，其误三也，武成篇，并以文王受命改元为妄，其误四也，孔传以居东为避居，不为东征，其误五也，信金履祥以为武王封康叔，其误六也，信金履祥以多方为在多士前，其误七也，知九江在寻阳，又引水经云，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未免骑墙之见，其误八也，解三江亦以为有二，与九江同，其误九也，信蔡氏说，以康诰属武王，其误十也，移易康诰大诰洛诰以就其说，其误十一也，谓伏生时未得小序，其误十二也，以金履祥更定洪范，为文从字顺章妥句，其误十三也，阎氏此等处，皆据宋人以古义，有伪孔本不误而阎误者，盖孔书虽伪，而去汉未远，臆说未兴，信宋人不如信伪孔，毛不信宋人，笃守孔书之义，以为尚书可焚，尚书之事实不可焚，今溥天之下，老老大大，皆有一武王戡黎封康叔，周公留后治洛黄故，在其胸中，此千古大冤大枉事，是则毛是而阎非者，学者当分别观之，勿专主一家之说，但以今文之说为断，则两家之得失明矣。
论焦循称孔传之善亦当分别观之
国朝诸儒，自毛奇龄外，鲜有袒孔传者，惟焦循颇右之，其尚书补疏序曰，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皋陶传皆以顺考古道解之，郑以稽古为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诸帝尧，不可施于皋陶，若亦以皋陶为同天，则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称颂，若以帝尧之稽古为同天，以皋陶之稽古为顺考古道，则文同义异，歧出无理，此传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传以舜徵用之初，即诛四凶，是先殛鲧而后举禹，郑以禹治水毕，乃流四凶，故王肃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为禹之勤劳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传之善二也，尧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虽不肖，不宜自历数其不善，史记以无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传则以为禹之言，自禹言之则可，自舜言之则不可，此传之善三也，盘庚三篇，郑以上篇乃盘庚为臣时所作，然则阳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命，因而即真，此莽操师昭之事，而乃以之诬盘庚，大可怪矣，传皆以为盘庚为王时所作，此传之善四也，微子问父师少师，父师答之，不云少师，郑以为少师志在必死，盖以少师指比干，顾大臣徒志于死，遂不谋国以出一言，非可为忠，传虽亦以少师指比干，而于此则云，比干不见明心同省文，此传之善也，金我之不辟，郑读为避，谓周公避居于东，又以罪人斯得，为成王收周公之属官，殊属谬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