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埽象数，亦不可过求之象数，象数已具于易，易之言象详于说卦，乾为马，坤为牛，及乾为天，坤为地之类是也，易之言数，详于系辞传，天一地二天数五地数五之类是也，易之言象已具，则不当求象于易之外，易之言数已具，则不当求数于易之先，所谓不当求象于易之外者，顾炎武日知录曰，夫子作传，传中更无别象，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淫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案汉人于说卦言象之外，别有逸象，又有出于逸象之外者，穿凿诚如顾氏所讥，故王弼尽埽其说，易略例曰，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蔓，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或复值，而义无所取，王氏诸家说极明快，而其注有偏矫太过者，如涣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据孔疏，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为乘木水上涉川之象，坎水巽木明见于易，而王注云，乘木即涉难也，并明见易象者，亦不取，故人讥其蹈虚，李鼎祚集解序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李氏盖以王不取象而多空言，故欲刊其野文，而补以逸象，然康成注易不用逸象，正是谨严，又何必补，是王矫汉儒之失太过，李矫王氏之失又太过也，所谓不当求数于易之先者，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是包羲作八卦，并非专取图书，况图书自古不传，秦不焚易，无独焚其图书之理，何以汉儒皆不曾见，乃独存于道家，自宋陈抟创说于前，邵子昌言于后，其传之者，或以河图为九，洛书为十，或以河图为十，洛书为九，说又互异，而皆有图无书，程子曰，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所尚，非儒者之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已，故程传言理不言数，朱子曰，程先生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缺，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程先生只说得一理，朱子以程传不合本义，故作本义以补程传，而必兼言数，既知龙图是伪书，又使蔡季通入蜀求真图，既知邵子是易外别传，又使蔡季通作启蒙，以九图冠本义之首，未免添蛇足而粪佛头，且曰，有伏羲之易，是求数于作易之始也，有天地自然之易，是并求数于未作易之前也，皆未免贤知之过也。
论焦循易学深于王弼故论王弼得失极允
焦循论王弼极允，周易补疏叙曰，易之有王弼，说者以为罪浮桀纣，近之说汉易者，屏之不论不议者也，岁壬申，余撰易学三书渐有成，夏月启书塾北窗，与一二友人看竹中红薇白菊，因言易及赵宾解箕子为ぼ兹，或诩其说曰，非王弼辈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示之，曰，弼之解箕子，正用赵宾说，孔颖达不能申明之也，众唯唯退，门人进曰，正义者，奉王弼为准绳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读彭为旁，借雍为瓮，通孚为浮而训为务躁，解斯为厮而释为贱役，诸若此，非明乎声音训诂，何足以明之，东汉末，以易学名家者，称荀刘马郑，荀谓慈臾爽，刘谓景升表，表之学受于王畅，畅为粲之祖父，与表皆山阳高平人，粲族兄凯，为刘表女婿，凯生业，业生二子，长宏，次弼，粲二子既诛，使业为粲嗣，然则王弼者，刘表之外曾孙，而王粲之嗣孙，即畅之嗣玄孙也，弼之学盖渊源于刘，而实根本于畅宏，字正宗，亦撰易义，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远矣故弼之易虽参以见，而以六书通借，解经之法，尚未远于马郑诸儒，特貌为高简，故疏者概视为空论耳，弼天资察慧，通亻隽卓出，盖有见于说易者支离传会思去伪以得其真，而力不能逮，故知卦变之非而用反对，知五气之妄而用十二辟，唯之于阿，未见其胜也，解龙战以坤上六为阳之地，因本爻辰之在已，解文柔文刚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变之自泰来，改换其皮毛，而本无真识也，至局促于乘承比应之中，类预于得象忘言之表，道消道长，既偏执于扶阳，贵少贵寡，遂漫推夫卦主，较量于居阴居阳，揣摹于上卦下卦，智虚不出乎六爻，时世谬拘于一卦，洵童稚之藐，不足与言通变神化之用也，然于观则会及全蒙，于损亦通诸剥道，听不明之传，似明比例之相同，观我生之爻，颇见升降之有合，机之所触，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有由一隙贯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实，称道者徒饫其糠秕，讥刺者探其精液，然则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论不议也，锡瑞案焦氏易学，深于王弼，故能考其得失，弼注箕子之明夷曰，险莫如兹，而在斯中，焦氏补疏曰，古字箕即其，子通滋，滋通兹，王氏读箕子为其兹，以兹字解子字，以斯字解其字，焦氏易章句曰，箕古其字，与中孚其子和之同义，以其子解箕子，与王氏意略同，其以假借说易，亦与王注读彭为旁，借雍为瓮相合，故有取于王注，而特为之补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