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申杜以卫冀隆，杜预玄孙坦与弟骥为青州刺史，故齐地多习杜义，盖服杜之争二百余年，至唐始专宗杜，杜作集解别异先儒，自成一家之学，唐作正义扫弃异说，如刘炫以申杜是，又专用杜氏一家之学，自是之后，治春秋者既非孔子之学，亦非左氏之学，又非贾服诸儒之学，止是杜预一家，正如元明以来，治春秋者止是胡安国一家，当时所谓经义实安国之传义，盖舍经求传，而春秋之义晦，舍传求注，而春秋之义更晦矣。
论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说不当信刘歆杜预反以邪说诬春秋
春秋大义，炳如日星，而讨乱臣贼子之明文，仍茫昧不明者，邪说蔽之也，据孟子所言邪说暴行又作，孔子惧，作春秋，是孔子时已有邪说，邪说与暴行相表里，暴行即谓弑君弑父，邪说谓为弑君父者多方掩饰，解免其罪，大率以为君父无道，应遭弑逆之祸，而弑逆者罪可未灭，凡人欲弑君父，不能无所顾忌，有人倡为邪说，以为有辞可执，乃横行而全无所畏，更有人张大邪说，设为淫辞助攻，益肆行而相率郊尤，后世史书，于被弑之君，皆甚言其恶，如秦苻生史称好杀，刘裕灭后秦，得一老人亲见苻秦之事，云苻生并不好杀，苻坚纂国，史书诬之，刘知几史通云，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是也，金完颜亮史称淫恶，几非人类，由世宗得国后，令人以海陵恶事进呈者有赏，史称宋齐之主，亦极丑秽不堪，船山史论力辨其不足信，可见乱世无信史，而多助乱之邪说也，此等邪说，春秋时已有之，左氏一书，是其明据，传载韩厥称赵盾之忠，士鞅称栾书之德，弑君之贼，极口赞美，史墨云，君臣无常位，逐君之贼极力解免，而反罪其君，可见当时邪说诬民，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致有弑君三十六之事，孔子于此[B242]然伤之，以为欲治乱贼，必先关邪说，欲关邪说，不得不作春秋，此孟子所以极推作春秋之功也，左氏原本国史，据事直书，当时邪说不得不载，正赖左氏载之，孟子方春秋时有邪说，益信孔子作春秋辟邪说之功益彰，此左氏所以有功于春秋也，至于左氏凡例，未审出自何人，杜预以为周以，陆淳柳宗元已之，或以为孔子，更无所据，据孔疏云，先儒以为并出邱明，刘逢禄以为刘歆窜入，例与传文不合，实有可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一条，尤与春秋大义反对，杜预释例曲畅其说，以为君无道则应弑，而弑君者无罪，不知君实有道，何至被弑，君而被弑，无道可知，惟无道亦有分别，使如桀纣残贼，民欲与之借亡，汤武伐罪吊民，自不当罪其弑，若但童昏儿戏，非有桀纣之暴，如晋灵公郑灵公之类，权臣素有无君之心，因小隙而弑之，与汤武之伐罪吊民，全然不同，岂得藉口于君无道而弑者无罪乎，杜预于郑祝聃射王中肩一事，曲为郑伯回护，谓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焦循作左传补疏序曰，预为司马懿女婿，目见成济之事，射王中肩，即成济抽戈犯跸也，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锡瑞案预父恕与司马懿不合，幽死，预忘父仇而娶懿女，助司马氏篡魏，正与刘歆父向言刘氏王氏不并立，而歆助王莽篡汉相似，二人不忠不孝，正春秋所讨之乱贼，而左氏创通于刘歆，昌明于杜预，则左氏一书，必有为二人所乱者，故林黄中以君子曰为刘歆之言，刘逢禄以为歆窜入凡例，焦循以为预作集解，将为司马氏饰，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说，后人乃反以邪说诬春秋，盖不特孔子之经，为所诬罔，即左氏之传，亦为所汨乱，致使学者以左氏为诟病，若歆与预乃左氏之罪人，岂得为左氏之功臣哉，读左工者于此等当分别观之，一以孔子之春秋大义断之可也。
论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读者宜加别白断以春秋之义
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作者意在兼收，读者宜加别白，或古今异事各有隐衷，或借儆其君，自有深意，或阿附权臣，实为邪说，未可一概论也，所谓古今异事，各自隐衷者，古者诸侯世爵，大夫世卿，卿命于天子，与诸侯同守社稷，故臣皆以社稷为重，如崔子弑齐君，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与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若合符节，孟子言诸侯社稷，则君属诸侯，说春秋义国君死社稷，国君亦属诸侯，或疑孟子之言为过，又疑晏子不死为无勇，皆未晚古义也，又如晋范文子鲁叔孙昭子，皆使祝宗祈死而卒，杜预以为因祷自裁，夫二子不惜一死自明，文子何不以死卫君，昭子何以死讨季氏而复君，而二子不为者，彼自祖宗以来，世有禄位，外虽忧国，内亦顾家，故宁亡其身，而不肯亡其家，文子之祈死也，恐与三同夷族也，昭子之祈死也，以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观于宋公孙寿辞司城，使其子意诸为之，谓去官则族无所庇，虽亡子，犹不亡族，可知春秋世卿，以族为重，非如后世大臣起自田间，其位既非受之祖宗，其死亦无关于家族，忠义奋发，可无内顾，此则古今异事，而古人之隐衷，不尽白于后世者也，所谓借儆其君，自有深意者，如卫侯出奔齐，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又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