惧，不书祥瑞，所以杜人觊觎，困学纪闻前说以为天人相应，此示人儆惧之意也，后说以为后人附益，此杜人觊觎之意也，左氏好言祥异占验，故范宁以为其失也巫，而如懿氏卜妻敬仲，毕筮仕于晋之类，又或出于附益，而非左氏之旧，公羊家与左氏异趣，而亦好言祥异占验，汉儒言占验者，齐学为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皆齐学，公羊氏亦齐学，故董子书多说阴阳五行，何氏解诂说占验亦详，要，皆春秋之别传，与大义无关，犹洪范五行传与齐诗，非诗书大义所关也。
论获麟公羊与左氏说不同而皆可通郑君已疏通之
臧琳曰，杜元凯春秋左氏传序，春秋之作，左传及梁无明文，正义曰，据杜云左传及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以上何本同，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二句何本无，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二句何本同，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二句何本无，是有成文也，左传及梁，则无明文，案孔舒元未详何时人，儒林传及六论皆无之，隋志有公羊春秋传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据用，则为古本可知矣，锡瑞案臧氏据孔疏以证公羊逸文，能发人所未发，疑舒元即孔衍而未能决，不知舒元即孔衍之字，晋书儒林传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孙，中兴初补中书郎，出为广陵郡，亦见刘知几史通，见书论，衍虽晋人，其年辈在杜预后，杜所据用非必衍书，或杜所见公羊与衍所据本同，汉时公羊有严颜二家，何劭公据颜氏，故少数语，杜预孔衍盖据严氏，故多数语，郑君注礼笺诗，引公羊与何本不同，如作放，登来作登戾，野留作鄙留，祠兵作治兵，大瘠作大渍，已蹙作已戚，使之将作使之将兵，群公禀作群公慊，为周公主作为周公后，仡然从乎赵盾作疑然从于赵盾，考工记注引子家驹曰，天子僭天，何本无之，皆严氏春秋也，获麟有数说，异义，公羊说哀十四年获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异，左氏说麟是中央轩辕大角兽，孔子备备当为作字之误，春秋，礼修以致其子，故麟来为孔子瑞，陈钦说麟西方毛，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兑，兑为口，故麟来，许慎谨案云，议郎尹更始刘更生等议，以为吉凶不并，瑞灾不兼，今麟为周亡天下之异，则不得为瑞以应孔子，至玄之闻也，以下郑，洪范五事，二曰言，言作从，从作又，又治也，言于五行属金，孔子时周道衰亡，已有圣德无所施用，作春秋以见志，其言少从以为天下法，故应以金兽性仁之瑞，贱者获之，则知将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见，则于周将亡，事势然也，兴者为瑞，亡者为灾，其道则然，何吉凶不并，瑞灾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说密也，案如郑君之义，则公羊左氏可通，兴者为瑞，亡者为灾，所见明通，并无拘阂，据孔舒元引公羊传，麟至为孔子作春秋，与左氏家贾逵服虔颍容为孔子修春秋，文成致麟，麟感而至，见左传正义引，本无异义，惟杜预苟异先儒，以为感麟而作，则与左氏义违，又不取称吾道穷之文，则与公羊又异，杜预以为孔子春秋钞录旧文，全无关系，故为瑞为灾之说，皆彼所不取也。
论春秋本鲁史旧名墨子云百国春秋即百二十四宝书
孔颖达曰，春秋之名，经无所见，惟传记有之，昭二年韩起聘鲁，称见鲁春秋外传，晋语司马侯封晋悼公云，羊舌习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礼坊记云，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又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则知未修之时，旧有春秋之目，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郑樵曰，今汲冢琐语，亦有鲁春秋记鲁献公十七年事，诸如此类，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经笔削之春秋也，西东周六百年事，孟子云，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诸如此类，皆鲁史记东迁已后事，已经夫子笔削之春秋也，自平王四十九年始，或谓春秋之名，取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谓一褒一贬，若春若秋，或谓春获麟，秋成书，公羊正义解获麟云，谓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预所谓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说得之，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见史通，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吕不韦陆贾著书，皆曰春秋，盖当时时述作之流，于正史外，各记其书，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观其篇第，本无年月，与错举春秋以为所记之名则异矣，锡瑞案郑氏之说，多本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刘氏云，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亦引国语左传之文，则春秋自是旧名，非夫子始创，或谓春获麟，秋成书，虽出公羊家说，而与传引不春秋之文不合，或谓赏刑褒贬，说亦近凿，当以杜预云错举四时为是，晏吕之书，非错举四时，而亦名春秋，当时百国春秋具存，其体例或亦有所本，百国春秋，即百二十四宝书，公羊疏案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问曰，若然，公羊之义，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作春秋，今经止有五十余国，通戎夷宿潞之属，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