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以待后之学者。因以所得，自成一家之言，孟荀诸子是也。若职官故事章程法度，则当世之实迹，非一家之立言，附於儒家，其义安取？故《高祖》、《孝文》诸篇之入儒，前人议其非，是也。
──右十四之二
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作八篇；或初止八篇，而刘向校书，为之分析篇次，未可知也。然其书以《春秋》标题，而撰著之文，则又上采春秋，下观近世，而定著为书，抑亦《春秋》，之支别也。法当附著《春秋》，而互见於诸子。班《志》入仅著於儒家，惜其未习於史迁之叙列尔。
──右十四之三
司马迁之叙载籍也，疏而理；班固之志《艺文》也，密而舛。盖迁能溯源，固惟辨迹故也。迁於《十二诸侯表叙》，既推《春秋》为主，则左丘、铎椒、虞卿、吕不韦诸家，以次论其体例，则《春秋》之支系也。至於孟、荀、公孙固、韩非诸书，命意各殊，与《春秋》之部，不相附丽；然论辨纪述，多及春秋时事，则约略纪之，盖《春秋》之旁证也。张苍历谱五德，董仲舒推《春秋》义，乃《春秋》之流别，故终篇推衍及之。则观斯表者，求《春秋》之折衷，无遗憾矣。至於著书之人，学有专长，所著之书，义非一概，则自有专篇列传，别为表明；亦犹刘向、任宏於校雠部次，重复为之互注例也。班氏拘拘於法度之内，此其所以类例难精而动多掣肘欤？
──右十四之四
《贾谊》五十八篇，收於儒家，似矣；然与法家当互见也。孝《贾谊传》，初以通诸家书，召为博士，又出河南守吴公门下。吴公尝学事李斯，以治行第一，召为廷尉，乃荐贾谊。谊所上书，称说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兴礼乐，草具仪法。文帝谦让未遑。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自谊发之。又司马迁曰：“贾生、晁错明申商。”今其书尚可考见；宗旨虽出於儒，而作用实本於法也。《汉志》叙录云：“法家者流，出於理官。”盖法制禁令，《周官》之刑典也。“名家者流，出於礼官。”盖名物度数，《周官》之礼典也。古者刑法礼制，相为损益，故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而五刑之属三千，条繁文密，其数適相等也。是故圣王教民以礼，而禁之以刑。出於礼者，即入於刑，势无中立。故民日迁善，而不知所以自致也。儒家者流，总约刑礼，而折衷於道，盖惧斯民泥於刑礼之迹，而忘其性所固有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夫法则礼刑条目，有节度者皆是也。善则钦明文思，允恭克让，无形体者皆是也。程子曰：“有《关雎》、《麟趾》之心，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所谓《关雎》、《麟趾》，仁义是也。所谓周官法度，刑礼之属皆是也。然则儒与名法，其原皆出於一；非若异端释老，屏去民彝物则，而自为一端者比也。商鞅、韩非之法，未尝不本圣人之法，而所以制而用者非也。邓析、公孙龙之名，不得自外於圣人之名，而所以持而辨者非也。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则儒亦有不合圣人之道者矣。此其所以著录之书，贵知原委，而又当善条其流别也。贾生之言王道，深识本原，推论三代，其为儒效，不待言矣。然其立法创制，条列禁令，则是法家之实。其书互见法家，正以明其体用所备；儒固未足为荣，名法亦不足为隐讳也。后世不知家学流别之义，相率而争於无益之空名；其有列於儒家者，不胜其荣，而次以名法者，不胜其辱；岂知同出圣人之道，而品第高下，又各有其得失；但求名实相副，为得其宜；不必有所选择，而后其学始为贵也。《汉志》始别九流，而儒杂二家，已多淆乱。后世著录之人，更无别出心裁，纷然以儒杂二家为蛇龙之菹焉。凡於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指之所归，爱之则附於儒，轻之则推於杂；夫儒杂分家之本旨，岂如是耶？
──右十四之五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部於儒家，是矣。然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至於说《春秋》事，得失间举，所谓《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则当互见《春秋》部次者也。
──右十四之六
桓宽《盐铁论》六十篇，部於儒家，此亦良允。第盐铁之议，乃孝昭之时政，其事见《食货志》。桓宽撰辑一时所谓文学贤良对议，乃具当代之旧事，不尽为儒门见风节也。法当互见於故事；而《汉志》无故事之专门，亦可附於《尚书》之后也。
──右十四之七
刘向所叙六十七篇，部於儒家，则《世说》、《新序》、《说苑》、《列女传颂图》四种书也。此刘歆《七略》所收，全无伦类。班固从而效之，因有扬雄所叙三十八篇，不分《太玄》、《法言》、《乐》、《箴》四种之弊也。郑樵讥班固之混收扬雄一家为无伦类，而谓班氏不能学《七略》之徵；不知班氏固效刘歆也。乃於刘歆之创为者，则故纵之；班固之因仍者，则酷断之，甚矣，人心不可有偏恶也。按《说苑》、《新序》，杂举春秋时事，当互见於《春秋》之篇。《世说》今不可详，本传所谓“《疾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