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前日。」
「荆公初作江东提刑，回来奏事，上万言书。其间一节云：『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养廉，必当有以益之。然当今财用匮乏，而复为此论，人必以为不可行。然天下之财未尝不足，特不知生财之道，无善理财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后来纔作参政第二日，便专措置理财，遍置回易库，以笼天下之利，谓周礼泉府之职正是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为天下之货有不售，则商旅留滞而不能行，故以官钱买之，使后来有欲买者，官中却给与之，初未尝以此求利息也。」时举云：「『凡国之财用取具焉』，则是国家有大费用皆给于此，岂得谓之不取利耶？朝廷财用，但可支常费耳。设有变故之来，定无可以应之。」曰：「国家百年承平，其实规模未立，特幸其无事耳。若有大变，岂能支耶？神宗一日闻回易库零细卖甚果子之类，因云：『此非朝廷之体。』荆公乃曰：『国家创置有司，正欲领其繁细。若回易库中，虽一文之物，亦当不惮出纳，乃有司之职，非人君所当问。若人君问及此，则乃为繁碎而失体也。』其说甚高，故神宗信之。」
「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道夫问：「新法之行，虽涂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来有害。若使明道为之，必不至恁地狼狈。」问：「若专用韩富，则事体如何？」曰：「二公也只守旧。」「专用温公如何？」曰：「他又别是一格。」又问：「若是二程出来担负，莫须别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须还他全别，方得。只看他当时荐章，谓其『志节慷慨』云云，则明道岂是循常蹈故块然自守底人！」
吕氏家传载荆公当时与申公极相好，新法亦皆商量来，故行新法时，甚望申公相助。又用明道作条例司，皆是望诸贤之助，是时想见其意好。后来尽背了初意，所以诸贤尽不从。明道行状不载条例司事，此却好分明载其始末。
神宗尝问明道云：「王安石是圣人否？」明道曰：「『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圣人气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圣人为！」先生曰：「此言最说得荆公着。」
荆公德行，学则非。
先生论荆公之学所以差者，以其见道理不透彻。因云：「洞视千古，无有见道理不透彻，而所说所行不差者。但无力量做得来，半上落下底，则其害浅。如庸医不识病，只胡乱下那没紧要底药，便不至于杀人。若荆公辈，他硬见从那一边去，则如不识病证，而便下大黄、附子底药，便至于杀人！」
刘叔通言：「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后来弄坏者，乃过误致然。」曰：「不然。正如医者治病，其心岂不欲活人？却将砒礵与人吃。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岂可谓非其罪？」
因语荆公，陆子静云：「他当时不合于法度上理会。」语之云：「法度如何不理会？只是他所理会非三代法度耳。」居甫问：「荆公节俭恬退，素行亦好。」曰：「他当时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于饮食衣服之间，亦岂务灭裂？它当初便只苟简，要似一苦行然。」某问：「明道『共改』之说亦是权？」曰：「是权。若从所说，纵未十分好，亦不至如它日之甚。」问：「章子厚说，温公以母改子，不是。此说却好。」曰：「当时亦是温公见得事急，且把做题目。」问：「温公当路，却亦如荆公，不通商量。」曰：「温公亦只是见得前日不是，己又已病，急欲救世耳。哲宗于宣仁有憾，故子厚辈得入其说。如亲政次日，即召中官。范淳夫疏，拳拳君臣之间，只说到此，向上去不得，其如之何？」问：「宣仁不还政，如何？」曰：「王彦霖系年录一段可见。尝对宣仁论君子小人，彦霖云：『太皇于宫中须说与皇帝。』曰：『亦屡说，孙儿都未理会得。』观此一节，想是以未可分付，故不放下。宣仁性极刚烈。蔡新州之事，行遣极重。」曰：「当时若不得范忠宣救，杀了他，他日诸公祸又重。」曰：「赖有此耳。」又问：「韩师朴曾子宣建中事如何？」曰：「渠二人却要和会。子宣日录极见渠心迹。当时商量云，左除却轼辙，右除却京卞，此意亦好。后来元佑人渐多，颇攻其短，子宣却反悔，师朴无如之何。」又问：「蔡京之来，乃师朴所引，欲以倾子宣。」曰：「京入朝，师朴遣子迎之十里，子宣却遣子迎之二十里。京既入，和二人皆打出。」或录云：「韩师朴是个鹘突的人，荐蔡京，欲使之排曾子宣」云云。
汪圣锡尝问某云：「了翁政日录，其说是否？」应之曰：「不是。」曰：「如何不是？」曰：「若言荆公学术之缪，见识之差，误神庙委任，则可。壮祖录云：「若言荆公学术不正，负神庙委任之意，是非谬乱，为神庙圣学之害，则可。」却云日录是蔡卞增加，又云荆公自增加。如此，则是彼所言皆是，但不合增加其辞以诬宗庙耳。又以其言『太祖用兵，何必有名？真宗矫诬上天』，为谤祖宗。此只是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