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俗。」有阶梯而进，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进时甚锐，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时，便如坠千仞之渊！
顷有一朋友作书与陆子静，言立之学荡而无所执。陆复书言，荡本是好语。「君子坦荡荡」，尧「荡荡无能名」，诗云「荡荡上帝」，书云「王道荡荡」，皆以荡为善，岂可以为不善邪？其怪如此！
向见陆子静与王顺伯论儒释，某尝窃笑之。儒释之分，只争虚、实而已。如老氏亦谓：「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谓「物、精」，亦是虚。吾道虽有「寂然不动」，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
先生问人杰：「别后见陆象山如何？」曰：「在都下相处一月，议论间多不合。」因举戊戌春所闻于象山者，多是分别「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两句。曰：「彼之病处正在此，其说『集义』，却是『义袭』。彼之意，盖谓学者须是自得于己，不为文义牵制，方是集义。若以此为义，从而行之，乃是求之于外，是义袭而取之也。故其弊自以为是，自以为高，而视先儒之说皆与己不合。至如与王顺伯书论释氏义利公私，皆说不着。盖释氏之言见性，只是虚见；儒者之言性，止是仁义礼智，皆是实事。今专以义利公私断之，宜顺伯不以为然也。」[莹田-玉]录详。
问正淳：「陆氏之说如何？」曰：「癸卯相见，某于其言不无疑信相半。」曰：「信是信甚处？疑是疑甚处？」曰：「信其论学，疑其诃诋古人。」曰：「须是当面与它随其说上讨个分晓。若一时不曾分疏得，乃欲续后于书问间议论，只是说得皮外；它亦只是皮外答来，越不分晓。若是它论学处是，则其它说话皆是，便攻诃古人今人，亦无有不是处；若是它诃诋得古人不是，便是它说得学亦不是。向来见子静与王顺伯论佛云，释氏与吾儒所见亦同，只是义利、公私之间不同。此说不然。如此，却是吾儒与释氏同一个道理。若是同时，何缘得有义利不同？只被源头便不同：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又曰：「它寻常要说『集义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说成『袭义而取』，却不说『义袭而取之』。它说如何？」正淳曰：「它说须是实得。如义袭，只是强探力取。」曰：「谓如人心知此义理，行之得宜，固自内发。人性质有不同，或有鲁钝，一时见未到得；别人说出来，反之于心，见得为是而行之，是亦内也。人心所见不同，圣人方见得尽。今陆氏只是要自渠心里见得底，方谓之内；若别人说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别人说出，便指为义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说。如『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与『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则一也。岂可一一须待自我心而出，方谓之内？所以指文义而求之者，皆不为内？故自家才见得如此，便一向执着，将圣贤言语便亦不信，更不去讲贯，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专主『生知、安行』，而『学知』以下，一切皆废。又只管理会『一贯』，理会『一』。且如一贯，只是万理一贯，无内外本末，隐显精粗，皆一以贯之。此政『同归殊涂，百虑一致』，无所不备。今却不教人恁地理会，却只寻个『一』，不知去那里讨头处？」必大录云：「先生看正淳与金溪往复书云云，『释氏皆空』之下有曰：『学所以贵于讲书，是要入细理会。今陆氏只管说「一贯」。夫「一贯」云者，是举万殊而一贯之，小大、精粗、隐显、本末，皆在其中。若都废置不讲，却一贯个甚么？学要大纲涵养，子细讲论。尝与金溪辨「义外」之说。某谓事之合如此者，虽是在外，然于吾心以为合如此而行，便是内也。且如人有性质鲁钝，或一时见不到；因他人说出来，见得为是，从而行之，亦内也。金溪以谓，此乃告子之见，直须自得于己者方是。若以他人之说为义而行之，是求之于外也。遂于事当如此处，亦不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见耳。』必大因言：『金溪有云：「不是教人不要读书，读书自是讲学中一事。纔说读书，已是剩此一句。」』曰：『此语却是。』必大又言其学在践履之说。曰：『此言虽是，然他意只是要践履他之说耳』。」
禅学炽则佛氏之说大坏。缘他本来是大段着工夫收拾这心性，今禅说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见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细密，今禅说只一向粗暴。陆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把许多粗恶底气都把做心之妙理，合当恁地自然做将去。向在铅山得他书云，看见佛之所以与儒异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义。某答他云，公亦只见得第二着。看他意，只说儒者绝断得许多利欲，便是千了百当，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这气禀不好，今才任意发出，许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气有不好底夹杂在里，一齐羇将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静书，只见他许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这样，才说得几句，便无大无小，无父无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看来这错处，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性。又曰：「『论性不论气，不备。』孟子不说到气一截，所以说万千与告子几个，然终不得他分晓。告子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