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文理却不子细。向尝与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据「治」字于理为是，他硬执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缘他先读史多，淳录作「读史来多而」。所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
李德之问：「系辞精义编得如何？」曰：「编得亦杂，只是前辈说话有一二句与系辞相杂者皆载。只如『触类而长之』，前辈曾说此便载入，更不暇问是与不是。」
或问系辞精义。曰：「这文字虽然是裒集得做一处，其实于本文经旨多有难通者。如伊川说话与横渠说话，都有一时意见如此，故如此说。若用本经文一二句看得亦自通，只要成片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带得后。如程先生说孟子『勿忘，勿助长』，只把几句来说敬。后人便将来说此一章，都前后不相通，接前不得，接后不得。若知得这般处是假借来说敬，只恁地看，也自见得程先生所以说之意，自与孟子不相背驰。若此等处，最不可不知。」
人言何休为公羊忠臣，某尝戏伯恭为毛郑之佞臣。
问东莱之学。曰：「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有人问他『忠恕』，杨氏侯氏之说孰是？他却说：『公如何恁地不会看文字？这个都好。』不知是如何看来。他要说为人谋而不尽心为忠，伤人害物为恕，恁地时他方说不是。」义刚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曰：「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
先生问：「向见伯恭，有何说？」曰：「吕丈劝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此语最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所能及？」然子由此语虽好，又自有病处，如云：「帝王之道以无为宗」之类。他只说得个头势大，下面工夫又皆疏空。亦犹马迁礼书云：「大哉礼乐之道！洋洋乎鼓舞万物，役使群动。」说得头势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却引荀子诸说以足之。又如诸侯年表，盛言形势之利，有国者不可无；末却云：「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而其末却如此说者，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不得不说，且说教好看。如礼书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极喜渠此等说，以为迁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为得圣人为邦之法，非汉儒所及。此亦众所共知，何必马迁？然迁尝从董仲舒游，史记中有「余闻之董生云」，此等语言，亦有所自来也。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尽用孔子之语作传，岂可以子由为非，马迁为是？可惜子约死了，此论至死不曾明！圣贤以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问：「东莱大事记有续春秋之意，中间多主史记。」曰：「公乡里主张史记甚盛，其间有不可说处，都与他出脱得好。如货殖传，便说他有讽谏意之类，不知何苦要如此？世间事是还是，非还非，黑还黑，白还白，通天通地，贯古贯今，决不可易。若使孔子之言有未是处，也只还他未是，如何硬穿凿说！」木之又问：「左氏传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记载事迹处。至如说道理，全不似公谷。要知左氏是个晓了识利害底人，趋炎附势。如载刘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极精粹底。至说『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便只说向祸福去了。大率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又问：「所载之事实否？」曰：「也未必一一实。」子升问：「如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是如何？」曰：「看此等处，便见得是六卿分晋、田氏纂齐以后之书。」又问：「此还是当时特故撰出此等言语否？」曰：「有此理。其间做得成者，如斩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书狐鸣之事。看此等书，机关熟了，少间都坏了心术。庄子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者，道之所不载也。』今浙中于此二书，极其推尊，是理会不得。」因言：「自孟子后，圣学不传，所谓『轲之死不得其传』。如荀卿说得头绪多了，都不纯一。至扬雄所说底话，又多是庄老之说。至韩退之唤做要说道理，又一向主于文词。至柳子厚却反助释氏之说。因言异端之教，汉魏以后，只是老庄之说。至晋时肇法师，释氏之教始兴。其初只是说，未曾身为。至达磨面壁九年，其说遂炽。」
看大事记，云：「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大胜诗记。此书得自由，诗被古说压了。」
「伯恭解说文字太尖巧。渠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