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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变』。『改过迁善』，由此可至『所过者化』。」李先生说。
李先生言：「事虽纷纷，须还我处置。」
李先生有为，只用蛊卦，但有决裂处。
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亦或窥得，然其得处便有病也。」
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曰：「这处是旧日下得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工夫处，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
或问：「延平先生何故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求所谓中？」曰：「只是要见气象。」陈后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见未发气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这里，又差从释氏去。」
问：「延平欲于未发之前观其气象，此与杨氏体验于未发之前者，异同如何？」曰：「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观时恁着意看，便也是已发。」问：「此体验是着意观？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观观之。」
再论李先生之学常在目前。先生曰：「只是『君子戒慎所不睹，恐惧所不闻』，便自然常存。颜子非礼勿视听言动，正是如此。」
胡氏门人
张敬夫
近日南轩书来，不曾见说尝读某书，有何新得。今又与伯恭相聚，往往打入多中去也。
钦夫见识极高，却不耐事；伯恭学耐事，却有病。
南轩伯恭之学皆疏略，南轩疏略从高处去，伯恭疏略从卑处去。伯恭说道理与作为，自是两件事。如云：「仁义道德与度数刑政，介然为两涂，不可相通。」他在时不曾见与某说。他死后，诸门人弟子此等议论方渐渐说出来，乃云，皆原于伯恭也。
钦夫说得高了，故先生只要得典实平易。
敬夫高明，他将谓人都似他，纔一说时，便更不问人晓会与否，且要说尽他个。故他门人，敏底秪学得他说话，若资质不逮，依旧无着摸。某则性钝，说书极是辛苦，故寻常与人言，多不敢为高远之论。盖为是身曾亲经历过，故不敢以是责人尔。学记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学者于理有未至处，切不可轻易与之说。张敬夫为人明快，每与学者说话，一切倾倒说出。此非不可，但学者见未到这里，见他如此说，便不复致思，亦甚害事。某则不然。非是不与他说，盖不欲与学者以未至之理耳。枅。
南轩尝言，遁闷工夫好做。
南轩说「端倪」两字极好。此两字，却自人欲中生出来。人若无这些个秉彝，如何思量得要做好人！辉。
或问：「南轩云：『行之至，则知益明；知既明，则行益』此意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学者工夫当并进，不可推泥牵连，下梢成两下担阁。然二者都要用工，则成就时二者自相资益矣。」
王壬问：「南轩类聚言仁处，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则气象促迫，不好。圣人说仁处固是紧要，不成不说仁处皆无用！亦须是从近看将去，优柔玩味，久之自有一个会处，方是工夫。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圣人须说『博学』，如何不教人便从慎独处做？须是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始得。」
问：「先生旧与南轩反复论仁，后来毕竟合否？」曰：「亦有一二处未合。敬夫说本出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向来往长沙，正与敬夫辨此。」
问：「南轩与先生书，说『性善』者叹美之辞，如何？」曰：「不必如此说。善只是自然纯粹之理。今人多以善与恶对说，便不是。大凡人何尝不愿为好人，而怕恶人！」辉。
问：「南轩谓『动中见静，方识此心』。如何是『动中见静』？」曰：「『动中见静』，便是程子所说『艮止』之意。释氏便言『定』，圣人只言『止』。寓录云：「此段文已详了」。敬夫却要将这个为『见天地之心』。复是静中见动，他又要动中见静，却倒说了。」
问：「曾看南轩论语否？」曰：「虽尝略看，未之熟也。」曰：「南轩后来只修得此书。如孟子，竟无工夫改。」
南轩论语初成书时，先见后十篇，一切写去与他说。后见前十篇，又写去。后得书来，谓说得是，都改了。孟子说，不曾商量。
问：「南轩解『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将孟子『惠而不知为政』，立两壁辨论，非特于本旨为赘，且使学者又生出一事。」曰：「钦夫最不可得，听人说话，便肯改。如论语旧说，某与议论修来，多是此类。且如他向解颜渊『克己复礼』处，须说要先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