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风，与庆父之徒何异？然则其归也，何足喜？盖以启季氏之事而书之乎！」
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有不同。曰：「此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未几又用此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张元德问春秋周礼疑难。曰：「此等皆无左证，强说不得。若穿凿说出来，便是侮圣言。不如且研穷义理，义理明，则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晓者。此语是某发出来，诸公可记取。」以下看春秋法。
问：「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样看。」曰：「程子所谓『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处。」曰：「其间不知是圣人果有褒贬否？」曰：「也见不得。」「如许世子止尝药之类如何？」曰：「圣人亦只因国史所载而立之耳。圣人光明正大，不应以一二字加褒贬于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圣人之本意。」
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
叔器问读左传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势。春秋十二公时各不同。如隐威之时，王室新东迁，号令不行，天下都星散无主。庄僖之时，威文迭伯，政自诸侯出，天下始有统一。宣公之时，楚庄王盛强，夷狄主盟，中国诸侯服齐者亦皆朝楚，服晋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来整顿一番，楚始退去；继而吴越又强入来争伯。定哀之时，政皆自大夫出，鲁有三家，晋有六卿，齐有田氏，宋有华向，被他肆意做，终春秋之世，更没奈何。但是某尝说，春秋之末，与初年大不同。然是时诸侯征战，只如戏样，亦无甚大杀戮。及战国七国争雄，那时便多是胡相杀。如鴈门斩首四万，不知怎生杀了许多；长平之战，四十万人坑死，不知如何有许多人！后来项羽也坑十五万，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后，那死底都不知，当时不知如何地对副许多人。」安卿曰：「恐非掘坑。」曰：「是掘坑。尝见邓艾伐蜀，坑许多人，载说是掘坑。」
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齐桓晋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盖当时楚最强大，时复加兵于郑，郑则在王畿之内；又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其势与六国不同。盖六国势均力敌，不敢先动。楚在春秋时，他国皆不及其强；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则周室为其所并矣。又，诸侯不朝聘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国，是甚道理！」以下论左氏。
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
元城说，左氏不识大体，只是时时见得小可底事，便以为是。
因举陈君举说左传，曰：「左氏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段不如谷梁说『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议论。某平生不敢说春秋。若说时，只是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毕竟去圣人千百年后，如何知得圣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书，则是贬先蔑；不书时，又不见得此事。若如今人说，教圣人如何书则是？吕伯恭爱教人看左传，某谓不如教人看论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面走。某谓，看论孟未走得三步，看左传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读得左传熟，直是会趋利避害。然世间利害，如何被人趋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则行，不可则止，祸福自有天命。且如一个善择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谓择得十分利处了，毕竟也须带二三分害来，自没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部左传无此一句。若人人择利害后，到得临难死节底事，更有谁做？其间有为国杀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举「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盖『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没，自然发出来处。」可学录云：「天下事，不可顾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趋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虽处得十分利，有害随在背后，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欤？』且如临难致死，义也。若不明其理而顾利害，则见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民之秉彝』不可磨灭如此，岂不是自然！」
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胡先生谓周礼是刘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
左氏见识甚卑，如言赵盾弒君之事，却云：「孔子闻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则专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计，圣人岂有是意！圣人「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岂反为之解免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