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纯是这道理。看甚么事来，自有这道理在处置他，自不烦恼。」人所以忧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个道理应他，便不免有忧。」恪录一作：「今人有这事，却无道理，便处置不来，所以忧。」从周录云：「人所以有忧者，只是处未得。」
方毅父问：「『知者不惑』，明理便能无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无私欲，则不屈于物，故勇。惟圣人自诚而明，可以先言仁，后言知。至于教人，当以知为先。」时举少异。
先生说「知者不惑」章：「惟不惑不忧，便生得这勇来。」
问「知者不惑」章。曰：「有仁、知而后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盖虽曰『仁能守之』，只有这勇方能守得到头，方能接得去。若无这勇，则虽有仁、知、少间亦恐会放倒了。所以中庸说『仁、知、勇三者』。勇，本是个没紧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则做不到头，半涂而废。」
或问：「『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何以与前面『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为先，进学以知为先，此诚而明，明而诚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为学者言也。」问：「何以勇皆在后？」曰：「末后做工夫不退转，此方是勇。」
或问：「人之所以忧、惑、惧者，只是穷理不尽，故如此。若穷尽天下之理，则何忧何惧之有？因其无所忧，故名之曰仁；因其无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无所惧，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说孰是？」曰：「仁者随所寓而安，自是不忧；知者所见明，自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惧。夫不忧、不惑、不惧，自有次第。」或曰：「勇于义，是义理之勇。如孟施舍、北宫黝，皆血气之勇。」人杰录云：「或曰：『勇是勇于义，或是武勇之勇？』曰：『大概统言之，如孟施舍北宫黝，皆血气之勇。』」曰：「三者也须穷理克复，方得。只如此说，不济事。」
问：「『知者不惑』，集注：『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终之。』看此三句，恐知是致知、格物，仁是存养，勇是克治之功。」先生首肯，曰：「是。勇是持守坚固。」问：「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惧』意思。」曰：「交互说，都是。如『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三知都是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三行都是仁；『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三近都是勇。」宙。
可与共学章
「可与共学」，有志于此；「可与适道」，已看见路脉；「可与立」，能有所立；「可与权」，遭变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纲如此说。
问「可与适道」章。曰：「这个只说世人可与共学底，未必便可与适道；可与适道底，未必便可与立；可与立底，未必便可与权。学时，须便教可适道；适道，便更教立去；立，便须教权去。」
或问：「『可与立』，是如『嫂叔不通问』；『可与权』，是『嫂溺援之以手』？」曰：「然。」
问：「权，地位如何？」曰：「大贤已上。」
权，是称量教子细着。
问：「权便是义否？」曰：「权是用那义底。」问：「中便是时措之宜否？」曰：「以义权之，而后得中。义似称，权是将这称去称量，中是物得其平处。」
经自经，权自权。但经有不可行处，而至于用权，此权所以合经也，如汤、武事，伊、周事，嫂溺则援事。常如风和日暖，固好；变如迅雷烈风。若无迅雷烈风，则都旱了，不可以为常。
苏宜久问「可与权」。曰：「权与经，不可谓是一件物事。毕竟权自是权，经自是经。但非汉儒所谓权变、权术之说。圣人之权，虽异于经，其权亦是事体到那时，合恁地做，方好。」时举同。
「可与立，未可与权」，亦是甚不得已，方说此话。然须是圣人，方可与权。若以颜子之贤，恐也不敢议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缁，如何更说权变？所谓「未学行，先学走」也。
先生因说：「『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处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当用，小人固当去。然方当小人进用时，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当其深根固蒂时，便要去他，即为所害。这里须斟酌时宜，便知个缓急深浅，始得。」或言：「本朝人才过于汉唐，而治效不及者，缘汉唐不去攻小人，本朝专要去小人，所以如此。」曰：「如此说，所谓『内君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乱恁地说，不知何等议论！永嘉学问专去利害上计较，恐出此。」又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
叔重问：「程子云：『权者，言称锤之义也。何物以为权？义是也。然也只是说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刚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