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也难说！」
陈仲亨说「至德」，引义刚前所论者为疑。曰：「也不是不做这事，但他做得较雍容和缓，不似武王样暴。泰伯则是不做底，若是泰伯当纣时，他也只是为诸侯。太王翦商，自是他周人恁地说。若无此事，他岂肯自诬其祖！左氏分明说『泰伯不从』，不知不从甚么事。东坡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只是不管他。』此说也好。但文王不是无思量，观他戡黎、伐崇之类时，也显然是在经营。」又曰：「公刘时得一上做得盛，到太王被狄人苦楚时，又衰了。太王又旋来那岐山下做起家计。但岐山下却亦是商经理不到处，亦是空地。当时邠也只是一片荒凉之地，所以他去那里辑理起来。」
问：「泰伯之让，知文王将有天下而让之乎，抑知太王欲传之季历而让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见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见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传谓『泰伯不从，是以不嗣』，不从，即是不从太王翦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势只传之季历，而季历传之文王。泰伯初来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处。看周内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齐，皆是一般所见，不欲去图商。」
问：「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圣子，故让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或问：「太王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诗里分明说『实始翦商』。」又问：「恐诗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说，不应下『实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从，是以不嗣』，这甚分明。这事也难说。他无所据，只是将孔子称『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是与称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齐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底道理。太王汤武是吊民伐罪，为天下除残贼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变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实只是一般。」又问：「尧之让舜，禹之传子，汤放桀，武王伐纣，周公诛管蔡，何故圣人所遇都如此？」先生笑曰：「后世将圣人做模范，却都如此差异，信如公问。然所遇之变如此，到圣人处之皆恁地，所以为圣人，故曰『遭变事而不失其常』。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公且就平平正正处看。」
吴伯英问：「泰伯知太王欲传位季历，故断发文身，逃之荆蛮，示不复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顾恤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见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翦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于泰伯，则惟知君臣之义，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从。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圣人未常说一边不是，亦可见矣。或曰：『断发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则端委以治吴。』然吴之子孙，皆仲雍之后，泰伯盖无后也。」
问泰伯事。曰：「这事便是难。若论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则天命已去，人心已离，便当有革命之事。毕竟人之大伦，圣人且要守得这个。看圣人反复叹咏泰伯及文王事，而于武又曰『未尽善』，皆是微意。」
因说泰伯让，曰：「今人纔有些子让，便惟恐人之不知。」
伯丰问：「集注云：『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恐鲁颂之说，只是推本之辞，今遂据以为说，可否？」曰：「诗中分明如此说。」又问：「如此则太王为有心于图商也。」曰：「此是难说。书亦云：『太王肇基王迹。』」又问：「太王方为狄人所侵，不得已而迁岐，当时国势甚弱，如何便有意于取天下？」曰：「观其初迁底规模，便自不同。规模才立，便张大。如文王伐崇，伐密，气象亦可见。然文王犹服事商，所以为至德。」集注。
「泰伯」章所引「其心即夷齐之心，而事之难处有甚焉者」，不是说逊国事。自是说夷齐谏武王，不信便休，无甚利害。若泰伯不从翦商之志，却是一家内事，与谏武王不同，所以谓之难处，非说逊国事也。集注说亦未分晓耳。
「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并行而不相悖』。然圣人称泰伯为至德，谓武为未尽善，亦自有抑盖泰伯夷齐之事，天地之常经，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义，但其间不无些子高下。若如苏氏用三五百字骂武王非圣人，则非矣。于此二者中，须见得『道并行而不悖』处，乃善。」因问：「泰伯与夷齐心同，而谓『事之难处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齐处君臣间，道不合则去。泰伯处父子之际，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书谓太王有疾，泰伯采药不返，疑此时去也。」
问：「泰伯让天下，与伯夷叔齐让国，其事相类。何故夫子一许其得仁，一许其至德，二者岂有优劣耶？」曰：「亦不必如此。泰伯初未尝无仁，夷齐初未尝无德。」
问：「『三以天下让』，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据前辈说，亦难考。他当时或有此三节，亦未可知。但古人辞，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让。」集注。
恭而无礼章
礼，只是理，只是看合当恁地。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