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未必不可求，但顾立志如何耳。且时制欲人明经，经存圣人之心，于此求圣人之心，以求圣人之道，非徒资口耳、事文藻而已。今皆不知求，而但事口耳、文藻，此举业之所以为弊也，学者可不知所事哉！
象山曰：“《孝经》十八章，孔子于践履实地上说出来，非虚言也。”予尝读之，信乎象山之知学知道也，人若不实践，岂知《孝经》之切于身而为圣学之的也！《孝经》一书真不在《大学》、《中庸》之下。
“中庸”二字，“中”字、己尧所谓“允执厥中”。“庸”字、乃夫子所添。夫子于“中”字之下添一“庸”字，千古至道，皆在于此；圣学之明，无过于此。但人终日终身在此“庸”之中而不知其为“庸”，此君子之道所以难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或问周子云“无极”，云“无欲”。程子云“无心”、“无情”，与《易系辞》所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义相默契。予曰：周子、程子云“无”，其“无”字实本于禅宗，乌可掩哉？《系辞》之云“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盖发明文王《彖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之旨。己《彖传》所谓“艮，止也。”此言其体也，言其止而不动如此，非言无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己《彖传》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之旨。此言其用也，言其动而变通如此，非言无也。凡感则思，通则为。何以言之？思乃心之官也，儒则经世之学也，感必有思，通必有为，“故”者，事因、旧迹也。未有通天下之事因，合天下之旧迹，可无思而无为者。但考自古圣人，凡涉天下之故，曾有何事是无思而成、无为而已者！若禅，感而无感，故无思；通而无通，故无为。若儒，而犹云“无思无为”，此乃王衍之徒，清虚所以亡晋；达磨以来，禅宗之所以乱学也。若孔子云：“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孔子年十五志学，历三十而立，历四十而不惑，历五十而知天命，历六十而耳顺，至七十而始云：“从心所欲，不逾矩”，盖由积累之久，义精仁熟之后，而后云此；若在当年为学，则不可云此。盖圣人于事非不思，但较众人为省力耳。有为正圣人所以经世，岂可言无哉！其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盖孔子每以言语训弟子，弟子皆以言语求夫子，不知夫子之道，皆在于德行。故夫子以此警之，使励于德行，此与“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旨实同。盖天以至诚默存于中，并无言语告诏于人，但见其四时行，百物生，则天之至诚皆可见矣。其诚而存于中者，即艮止之体也。此体天然皆同，所谓“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建其有极”者此也。然夫子言各有为而发，岂可概引以为无思无为之证。且凡圣人之言，必有体用，岂可混体用为一哉？其误甚矣！
朋友师生之间，道宜直谅，教宜尽心，故古人又有不屑之教诲以尽其教诲，在今日行之甚难。苟不直谅，尽其教诲，无以竭忠告之益，每竭之，或非其人反以此致怨、来毁谤者多矣。此皆予不知人浚恒之故，深用自责，故识于此。
人之应事接物，只宜以诚，且不可用术。诚者、五常之本，当仁而仁，当义而义，当礼而礼，当智而智，当信而信，久则纯熟，自然中道。人无不感动，无不信从，所济甚多，任人搜检，终无破败，久则益彰，所谓“至诚如神”者也。若用术，只是私智，上焉者、虽有奇才异能，伟绩丰功，笼络一世，下焉者、虽有巧谋伪计，笼络一时，久则人必不信，必不感动，不须搜寻，自然破败，所谓“作伪、心劳日拙”者也。昔者盆城括仕齐，孟子曰：“死矣，盆城括！”既而见杀，门人问何以知之，孟子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夫小有才者，用术也；君子之大道，诚也。未闻者，未知其诚也，所以必杀其身而已。有志于学者，可不以用术为戒哉！古人云：“宁范我驰驱，终朝而不获一；不愿诡遇获禽，一朝而获十。”此真圣贤明训，凡有志者，所当知也。
宋儒云：“求士于三代之前，惟患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后，惟患其不好名。”此言甚有弊。盖圣人之学，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务，才云好名，则必为名所夺，而不知有道、有德、有仁、有艺矣。此后世所以人才之衰，风俗之坏，皆由于好名，好名可不为深戒哉！
今日师生朋友，皆不以求道、立德为心，而以称誉、布名为事。故相与议论之间，切磋为最难，稍涉切磋，每致怨忌，故皆以便佞、善柔为得计，此实道实德之所以难成也。吾党于此，非真有志，何以自力？
象山曰：“见人标末盛，便荒忙，却自坏了。”此言极切今日之弊，不可不深味也。
学以致知为先，必真见物则之当然，不容已、不容增、不容减方有得。自语默、动静，至辞受、出处，至利害死生，无一而非物则之当然。若尧之禅舜，舜之禅禹，禹之传子，汤之放桀，武王之伐纣，文王之三分事殷，伊尹之放太甲于桐，微子之去纣，箕子之佯狂为奴，比干之谏而死，太伯、仲雍之逊季历，皆物则之当然也。孟子言：伊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