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顺治中，有钱粮纳钱之议，又有银七钱三之令。而钱准存留，不准起运，则终不纳钱也。是故钱之行必自钱粮始，钱粮必自起运始。除金花外，可尽数纳钱，即或银三钱七，或中半银钱，皆以起运为率。则有司不得不纳钱。有司纳钱，则民自乐输钱。小民输钱，则民间钱价自平。
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余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者？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舍所有而责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银奚自而来哉！此唐宋诸臣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赋，重穑以帅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
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尝反复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取，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弊革则务本者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于包桑之本者矣。
赠友诗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
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原注】景佑初，诏户在第九等免折变。熙宁中，张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原注】司马光亦言，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苏轼亦言，免役之害，聚敛民财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而真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岛二税，上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是宋时之弊亦与唐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自南渡后始也。
解缙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民乐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计之善者也。【杨氏曰】凡积谷者皆富人，有谷而贱粜者皆贫人也。贱粜者必贵籴，富益富而贫益贫由此矣。顾氏之说，上操其柄，而出入之际，又不至低昂之悬绝，其法之良乎。【又曰】如此只须停一年解京之银，便得无穷之利。愚以为天下税粮，当一切尽征本色。除漕运京仓之外，其余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量其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粜银解京，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余。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
先生钱粮论略曰，古天下之所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始改而征钱，而未有银也。汉志言秦币二等，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不为币。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宋仁宗景佑二年，始诏诸路岁收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铸银，名之曰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哀宗正大间，民但以银市易，而不用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