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也。佛之服何所法哉？无所法则不足存矣。凡人之制衣服，将以蔽身，不得已而用刀尺，然与身相称非故为剪割也。今僧所谓九条、七条、五条者，取全幅之帛，矩断而缝之，为一大方，以容手则无袂，以挈振则无领，以敛束则无带，齐衽前后，与人身了不相附，横披而偏袒之，大抵如丐人所衣之状，而华之以磨衲，重之以金栏。有袖之衣反名之曰偏，无袖之衣反名之曰法，不知此法何取则也。苟以为法，则无施而不可，乃曰“袈裟非朝廷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削发毁形之人，不可厕诸侯之礼”，是乃戎狄自以为法，而非中华之正法明矣！凡僧人之护持其教者，不使一事一行少屈于人。譬犹两兵相交，而选锋失利，则来势崩坏，莫可禁止。其营私自利之计，遂遏而不行。故必有赴汤火、犯白刃、捐死以救之者。不然，或以巧言、机论移人主之意，必胜而后已。此皆君相不学先王之道，故为彼所燃耳。如逮法师之书，非特王谧不能折，自今观之，知其非者亦鲜矣！予故详说以辟之，岂好辩哉！亦不得已蔫耳！
（宋孝武大明六年，有司奏曰：“浮屠为教，凌越典度，偃倨尊戚。宁有屈膝四辈而简礼于二亲，稽首众腊而直体万乘者哉？咸康创议，元兴载述，而事屈偏郜，道挫余分。今畿甸之内，容弗臣之人，阶席之间，延抗礼之客，非所以一风范、示景则也。臣等参议，以为沙门皆当尽礼虔敬，则朝徽有序矣。”帝从之。）
圣人之道与天下共之，父子皆欲其慈孝，君臣皆欲其明忠，不私于一身也。佛之道独善其一身，不可以兼济天下。我自有出世之法，不著乎父子君臣之间，视人世之父子君臣，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以其所重者自为，而以所轻所贱者施于人，岂善道哉？其所稽首屈膝以为父兄者，又皆四海九州农工商贾之流，非有一日之素也。而不拜君父，是以君父不如农工商贾之流，抑谓君父为法外之物不足以当其。拜邪？人君南面而受朝，天下之真贤实能无不俯伏致敬，偃然当之。而重农工商贾之髡其首者，反不使之拜，岂非昏惑倒置之甚欤？宋有司之言当矣。
（释彦惊曰：“孝武从大明六年至景明元年，凡四载，令拜国主，而僧竟不行。岂非理悖天常，使纶言徒设邪！”）
天常者，天命在人之常理也。常理者，父子、君臣、夫妇之大伦也。父道、君道、夫道，于伦为尊。子道、臣道、妇道，于伦为卑。卑屈于尊，理不可易也。释氏毁弃人伦，不父其父，不君其君，绝天地配合生育万物之道，乃所谓乱常逆理之人，孝武之所恶而欲禁之者也。彦悰反以为理悖天常，岂非狠戾之甚欤？致拜国主之令，固常行之矣。考明瞻对隋主之言，及龙朔二年僧人上宰相状，则知宋武之时，其徒未有不设拜者。彦悰何据而云韶格不行邪？诚使有之，乃是当时立法不严，故奸猾顽顿者得以抗拒耳。如必不可屈，则宜投之四裔，使从彼教，以称其尊师奉道之心，不可使偃然自肆于中华，以为邪说之标的也。
（隋炀帝太业中，令沙门致拜人主及官长。五年，南郊，广会群僚，佛道二众，依前侍立。有劝云！“条式久行，何因不拜？”沙门明瞻遂答曰：“僧据佛戒，不合礼俗。”帝曰：“宋武时僧何致礼？”瞻曰：“宋武狂悖，不拜便有严诛。陛下有道，不拜不惧显戮。”帝乃荆ō僧尼设齐人，别赐财物，因寝拜事。）
隋炀帝自谓不喜人谏，乃好谀之主也。其心荒惑，固不能行良法以屈异端矣。偶然行之，又为谀言而变，非理有不可。盖炀帝非其人也。而明瞻之言，何谄之甚邪？炀帝敚太子之位，父未死而杀之，用兵嗜杀，游乐无度，以致于身首不保，宗庙覆亡。而明瞻方且以有道称之，无是非羞恶辞让之心，不可以人名之矣。仁赞以其能主张门邮，免于拜伏，便谓有功。盖佛之教本以利动人心，仁赞见其利不顾其义，故其颛蒙至此极矣。
（明庆二年诏曰：“释僧离俗，但务贵高，坐受父母之拜，有伤名教。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尊者拜，所司明行法制禁断。”）
有天地则必有万物，有万物则必有男女，有男女则必有夫妇，有夫妇则必有父子，有父子则必有君臣，有君臣则必有上下，有上下则礼义必有所措，非人以智巧强为之也。各归其实而名生焉，俾不乱其伦而教设焉。故圣人以名教为大也。佛以是为非法，乃自立一法，使父拜其子，母拜其女，长拜其幼，尊拜其卑，一切倒置之以为至道。而其身则父母所生，居君之土而食君之粟，终不能外是而自立也。有天下者，诚欲去之，则当批根断本，勿使能植。不然，而区区以法制禁其末度，犹恶草滋蔓，姑剪其叶，未有不复生者也。是故欲其致拜君亲，则必使之勿得出家，其已出家者避之为良民，其甚不从者徙之于西域，则中国无逢礼义伤民教之患矣。
（龙朔二年四月，许敬宗宣劾，令沙门致拜君亲。僧威秀等上麦云：“若使反拜，事非国典，礼越天常。”上宰相状云：“魏氏太武信谗灭法，经于五栽，感疠而崩。赫连佩佛像背上，令僧礼之，后亦震死。且《易蛊》‘不事王侯’。《儒行》‘不臣天子’。况弃俗从道，而责臣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