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为今名，始于何时尔。然诸本皆附于通书之后，而读者遂误以为书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骤而语夫通书者，亦不知其纲领之在是也。
长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书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后辄颇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旧。若理性命章之类，则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晓。其所附见铭、碣、诗、文，视他本则详矣，然亦或不能有以发明于先生之道，而徒为重复。
故建安本特据潘志置图篇端，而书之序次名章，亦复其旧。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奸翦弊，如快刀健斧。”而潘志云：“精密严恕，务尽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为郑夫人志：乃为“水啮其墓而改葬。”若此之类，皆从潘志。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见于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躐等见用，奋发感厉。”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载先生称颂新政，反覆数十言，恐亦非实。若此之类，今皆削去。至于道学之微，有诸君子所不及知者，则又一以程氏及其门人之言为正。以为先生之书之言之行，于此亦略可见矣。然后得临汀杨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犹有未尽正者。如“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一章当为二章之类。又得何君营道诗序，及诸尝游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状所叙濂溪命名之说，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见遗事篇内。又按濂溪广汉张栻所跋先生手帖，据先生家谱云：濂溪隐居在营道县荣乐乡钟贵里石塘桥西，濂盖溪之旧名。先生寓之庐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邹敷为熹言：“尝至其处，溪之源委自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别自号为楼田。而濂之为字，则疑其出于唐刺史元结七泉之遗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桥，见于陈令举庐山记。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旧编，而知笔削之际，亦有当录而误遗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见先生于合州，“相语三日夜，退而叹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时事曰：“公时甚少，王色金声，从容和毅，一府尽倾”之语。蒲碣又称其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常有高栖遐遁之意。亦足以证其前所谓“以奇自见”等语之谬。又读张忠定公语而知所论希夷、种、穆之传，亦有未尽其曲折者。按：张忠定公尝从希夷学。而其论公事之有阴阳，颇与图说意合。窃疑是说之传，固有端绪。至于先生然后得之于心，而天地万物之理，钜细幽明，高下精粗，无所不贯，于是始为此图，以发其秘尔！尝欲别加是正，以补其阙，而病未能也。
玆乃被命假守南康，遂获嗣守先生之遗教于百有余年之后，顾德弗类，惭惧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叹。因取旧衮，复加更定，而附着其说如此。锓板学宫，以与同志之士共焉。淳熙己亥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熹谨书。
通书后记朱熹
通书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性周氏，名敦颐，字茂叔。自少即以学行有闻于世，而莫或知其师傅之所自。独以河南两程夫子尝受学焉，而得孔、孟不传之正统，则其渊源因可概见。然所以指夫仲尼、颜子之乐，而发其吟风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闻矣。所着之书，又多散失。独此一篇，本号易通，与太极图说并出程氏，以传于世。而其为说，实相表裹，大抵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纪纲道体之精微，决道义、文辞、禄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至论所以入德之方，经世之具，又皆亲切简要，不为空言。顾其宏纲大用，既非秦、汉以来诸儒所及；而其条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学者所能骤而窥也。是以程氏既没，而传者鲜焉。其知之者，不过以为用意高远而已。
熹自蚤岁既幸得其遗编，而伏读之初，盖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获游延平先生之门，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比年以来，潜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虽其宏纲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间，则有以实见其条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顾自始读以至于今，岁月几何，倏焉三纪，慨前哲之益远，惧妙旨之无传，窃不自量，辄为注释。虽知凡近不足以发夫子之精蕴，然创通大义，以俟后之君子，则万一其庶几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后学朱熹谨记。仪封张伯行云：此序晦庵先生最后集解图通书而作也。先生始集通书，莫考其年，据先生序云：“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然犹有未尽云。乃于干道己丑（一一六九年）覆较旧编，为建安本。至淳熙己亥（一一七九年），凡十一年，复加更定，为南康本。又八年丁未（一一八七年），重为注释，而是编始定。今本一以此为正，而是序特列于首，诸序跋次见于后。
又延平本
朱熹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然亦互有得失。其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童。其十四条，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