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虞廷言心，则曰人曰道，而《中庸》直指率性之道，无乃混人道而一之乎？此言心言性之别也。虞廷言心，非分言之则不精，不精无以为至一之地。《中庸》言性，性一而已，何岐之有？然性是一，则心不得独二。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此虞廷未发之旨也。或曰：“有气质之性，有义理之性，则性亦有二与？”为之说者，正本之人心、道心而误焉者也。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若既有气质之性，又有义理之性，将使学者任气质而遗义理，则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之说信矣。又或遗气质而求义理，则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之说信矣。又或衡气质义理而并重，则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说信矣。三者之说信，而性善之旨复晦。此孟氏之所忧也。
须知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所以为性也。心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当然，乃所以为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识得心一性一，则工夫亦一。静存之外，更无动察。主敬之外，更无穷理。其究也，工夫与本体亦一。此慎独之说，而后之解者往往失之。
昔周元公着《太极图说》，实本之《中庸》，至“主静立人极”一语，尤为慎独两字传神。其后龟山门下一派罗李二先生相传口诀，专教人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朱子亲受业于延平，固尝闻此。而程子则以静字稍偏，不若专主于敬。又以敬字未尽，益之以穷理之说，而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子从而信之，初学为之少变，遂以之解《大》《中》，谓慎独之外，另有穷理（功）【工】夫，以合于格致诚正之说。仍以慎独为动而省察边事，前此另有一项静存工夫。近日阳明先生始目之为支离，专提致良知三字为教法，而曰“良知只是独知时”，又曰“惟精是惟一工夫，博文是约礼工夫，致知是诚意工夫，明善是诚身工夫”，可谓心学独窥一源。至他日答门人慎独是致知工夫，而以中为本体，无可着力，此却疑是权教。天下未有大本之不立而可从事于道生者，工夫用到无可着力处，方是真工夫。故曰勿忘勿助，未尝致纤毫之力，此非真用力于独体者，固不足以知之也。大抵诸儒之见，或同或异，多系转相偏矫，因病立方，尽是权教。至于反身力践之间，未尝不同归一路，不谬于慎独之旨。
后之学者，无复向语言文字上生葛藤，但反求之吾心，果何处是根本一着，从此得手，方窥进步，有欲罢不能者。学不知本，即动言本体，终无着落。学者但知【即物】穷理为支离，而不知同一心耳。舍渊渊静深之地而从事于思虑纷起之后、泛应曲当之间，正是寻枝摘叶之大者，其为支离之病，亦一而已。将持此为学，又何成乎！又何成乎！
第一义说
朱夫子答梁文叔书曰：“近看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此是第一义。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便无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说个第二节工夫，又只引成覸、颜渊、公明仪三段说话，教人如此发愤，勇猛向前，日用之间，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这里，此外更无别法。”此朱子晚年见道语也。学者须占定第一义做工夫，方是有本领学问，此后自然歇手不得。如人行路，起脚便是长安道，不患不到京师。然性善、尧舜人人具有，学者何故一向看不透、信不及？正为一点灵光都放在人欲之私上，直是十分看透，遂将本来面目尽成埋没，骤而语之以尧舜，不觉惊天动地，却从何处下手来？
学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且就灵光初放处讨分晓。果认得是人欲之私，便即（时）【是】克了。阳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正要此处用也。孟子他日又说个“道二，仁与不仁”，不为尧舜，则为桀纣，中间更无一发可容混处。学者上之不敢为尧舜，下之不屑为桀纣，却于两下中择个中庸自便之途，以为至当，岂知此身早已落桀纣一途乎！故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学者惟有中立病难医，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无长进者，皆是看来全是一团人欲之私，自封自固，牢不可破。今既捉住病根，便合信手下药。学者从成覸、颜渊、公明仪说话激发不起，且急推向桀纣一路上，果能自供自认否？若供认时，便是瞑眩时。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正为此等人说法。倘下之苟不为桀纣，上之又安得不为尧舜？
求放心说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里。”此本孟子求放心而言。然则人心果有时放外耶？即放外，果在何处？因读《孟子》上文云“仁，人心也”，乃知心有不仁时便是放，所谓旷安宅而不居也。故阳明先生曰：“程子所谓腔子，亦只是天理。”至哉言乎！程子又曰：“吾学虽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夫既从自家体认而出，则非由名相凑泊可知。凡仁与义，皆天理之名相，而不可即以名相为天理，谓其不属自家故也。试问学者何处是自家一路？须切己反观，推究到至隐至微处，方有着落。此中无一切名相，亦并无声臭可窥，只是维玄维默而已。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