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人欲之私，非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不能也。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此正《中庸》「戒慎恐惧」、《大学》「致知恪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夫谓灭于东而生于西、引太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累，而非克治洗荡之为患也。今日「养生以清心寡欲为要」，只养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桹潜伏于中，宜其有灭于东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来书云：佛氏于「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于吾儒「随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于不思善，不思恶时，用玫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矣。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台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时耳。斯正孟子「夜气」之说。但于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际，思虑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时否乎？今澄欲求宁静，念不宁静，欲念无生，则念念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减，后念不生，良知独显，而与造物者游乎？「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郥吾圣门斫谓真知；今訞认得真知明白，即已不消如北欣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孟子说「夜气」，亦只是为矢其良心之人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说「夜气」：却是得兔后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枺，免将复先之矣。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瓣，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之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灭，而后念不生，是佛氏所谓断灭种性，人于槁木死灰之谓矣。
○来书云：佛氐人有常提念头之说，其犹孟子所谓「必有事」，夫子所谓「玫良知」之说乎？其印「常惺惺，常记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于此念头提在之时，而事至物来，应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头提起时少，放下时多，则工夫间断耳。且念头放矢，多因私欲客气之动而始，忽然惊醒而后提，其放而未提之问心之昏杂多不台觉，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押于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虽日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惧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惧克治之功焉，又为「思善」之事，而于「本来面目」人未迭一问也。如之何则可？戒惧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岂有两事邪！此节所问，前一段已自说得分晓，末后却是自生迷惑，说得支离，及有「『本来面目』未达一间」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将迎一意必之为病，去此病自无此疑矣。
○来书云：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化。如何谓明得尽？如何而能便浑化？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贾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些少渣滓，如汤中浮雪，如同能怍障蔽。此本不甚难晓，原静所以致疑于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论明善之义，明则诚矣，非若后懦所谓明善之浅也。
○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仁义礼智果性乎？车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呆一物乎？二物乎？古之其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幺，德业表着，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念于学知、困勉者乎？愚意窃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近也。然乎否乎？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堷合道妙，虽末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其有学，违道不远者也：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虚，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贸、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佰着真知发用流行将去，郥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岐，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末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后懦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末免于行不着，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但后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