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居，佳丽殊百城。”若故双声者，得有如此。故庾信诗云：“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笔得者：“六郡豪家，从来习马；五陵贵族，作性便弓。”失者：“历数已应，而《虞书》不以北面为陋；有命既彰，而周籍犹以服事为贤。”若故双声者，亦得有如此。如云：“鉴观上代，则天禄斯归；逖听前王，则历数攸在。”如是次第避之，不得以二句为断。
或云，若五字内已有“阿”字，不得复用“可”字。此于诗章，不为过病。但言语不净洁，读时有妨也。今言犯者，唯论异字。如其同字，此不言。言同字者，如云：“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大东小东”，“自南自北”等是也。
或云，凡用声，用平声最多。五言内非两则三，此其常也。亦得用一用四。若四，平声无居第四；若一，平声多在第二，此谓居其要也。犹如宫羽调音，相参而和。
又云，赋颂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或至第六句相随同类韵者。如此文句，傥或有焉，但可时解镫耳，非是常式。五三文内，时一安之，亦无伤也。又，辞赋或有第四句与第八句而复韵者，并是丈夫措意，盈缩自由，笔势纵横，动合规矩。
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文以两句而会，笔以四句而成。文系于韵，两句相会，取于谐合也；笔不取韵，四句而成，任于变通。故笔之四句，比文之二句，验之文笔，率皆如此也。体既不同，病时有异。其文之犯避，皆准于前。假令文有四言、六言、七言等，亦随其句字，准前勘其声病，足悟之矣。
其蜂腰，从五言内辨之，若字或少多，则无此病者也。笔有上尾、鹤膝、隔句上尾、踏发等四病，词人所常避也。其上尾、鹤膝，与前不殊。束皙表云：“薄冰凝池，非登庙之珍。”“池”与“珍”同平声，是其上尾也。左思《三都赋序》云：“魁梧长者，莫非其旧。风谣歌舞，各附其俗。”“者”与“舞”同上声，是鹤膝也。隔句上尾者，第二句末与第四句末同声也。如鲍照《河清颂序》云：“善谈天者，必征象于人；工言古者，必考绩于今。”“人”与“今”同声是也。但笔之四句，比文之二句。故虽隔句，犹称上尾。亦以次避，第四句不得与第六句同声，第六句不得与第八句同声也。踏发音废者，第四句末与第八句末同声也。如任孝恭书云：“昔钟仪恋楚，乐操南音。东平思汉，松柏西靡。仲尼去鲁，命曰迟迟。季后过丰，潸焉出涕。”“涕”与“靡”同声是也。凡笔家四句之末，要会之所归。若同声，有似踏而机发，故名踏发者也。若其间际有语隔之者，犯亦无损，谓上四句末，下四句初，有“既而”、“于是”、“斯皆”、“所以”、“是故”等语也。此等之病，并须避之。
其鹤膝，近代词人或有犯者。寻其所犯，多是平声，如温子升《寒陵山碑序》云：“并寂漠销沈，荒凉磨灭。言谈者空知其名，经过者不识其地。”又邢子才《高季式碑序》云：“杨氏八公，历两都而后盛；荀族十卿，终二晋而方贱。”又魏收《文宣谥议》云：“九野区分，四游定判。赋命所甄，义兼星象。”“沈”与“名”、“公”与“卿”、“分”与“甄”并同声，是笔鹤膝也。文人刘善经云：“笔之鹤膝，平声犯者，益文体有力。”岂其然乎？此可时复有之，不得以为常也。其双声叠韵，须以意节量。若同句有之，及居两句之际而相承者，则不可矣。同句有者，还依前注。其居两句际相承者，如任孝恭书云：“学非摩揣，谁合赵之连鸡。但生与忧偕，贫随岁积。”“鸡”与“偕”相承而同韵，是其类也。又徐陵《劝进表》云：“蚩尤三冢，宁谓严诛。”“诛”、“冢”相承，双声是也。
然声之不等，义各随焉。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词人参用，体固不恒。请试论之：笔以四句为科，其内两句末并用平声，则言音流利，得靡丽矣。兼用上、去、入者，则文体动发，成宏壮矣。看徐、魏二作，足以知之。徐陵《定襄侯表》云：“鸿都写状，皆旌烈士之风；麟阁图形，咸纪诚臣之节。莫不轻死重气，效命酬恩。弃草莽者如归，膏平原者相袭。”上对第二句末“风”，第三句末“形”；下对第二句末“恩”，第三句末“归”，皆是平声。魏收《赤雀颂序》云：“苍精父天，铨与象立；黄神母地，辅政机修。灵图之迹鳞袭，天启之期翼布。乃有道之公器，为至人之大宝。”上对第二句末“立”，第三句末“地”；下对第二句末“布”，第三句末“器”，皆非平声是也。徐以靡丽棵，魏以宏壮流称，观于斯文，亦其效也。又名之曰文，皆附之于韵。韵之字类，事甚区分。缉句成章，不可违越。若令义虽可取，韵弗相依，则犹举足而失路，弄掌而乖节矣。故作者先在定声，务谐于韵，文之病累，庶可免矣。
(以上《文镜秘府论》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