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凡四巨厨，世所行者非完本。弘治丙辰，上海郁文博改编百卷，窜改旧本，已非九成之旧。此本百二十卷，为顺治丁亥姚安陶菟编，又非文博之旧矣。”）胡文焕《格致丛书》，（《黄记》校元本《宋提刑洗冤录》云：“胡文焕覆本，文理略同，殊多脱误，且改易卷第。”又云：“明人喜刻书而又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戾于古。即如此书，能翻刻之，可谓善矣，而必欲改其卷第，添设条目，何耶？”）陈继儒《秘笈新书》，（《四库书目提要》子杂家类，《野客丛书》三十卷、附《野老记闻》一卷云：“书本三十卷，见于自序。陈继儒《秘笈》所刻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处，多遭删削。今仍以原本著录，而继儒谬本则不复存目。”）尤为陋劣。然《说郛》为后人一再改编，信非南村之病。胡文焕一坊估，无知妄作，亦不必论其是非。独《秘笈》全出于欺世盗名，其智计与书帕房卷何异，否则岂有自命文人，而为此诬乱古人疑误后学之事者。此明季山人人品之卑下，即此刻书而可见矣。
○明人刻书添改脱误宋刻书遇脱字，添补字行之傍，或二字并作一格。吾见张┉所撰《诸葛武侯传》大字宋刻本如此，明仿南宋八行十七字本《两汉书》亦然。南宋有两刻本，一为嘉定戊辰建甯书铺蔡琪一经堂刻，一为无元号年月白鹭洲书院刻，皆重刻北宋嘉瘫尽Ｊ峭炎痔砀模在宋初已有之。明时有甘复《山窗馀藁》一卷，《黄记》云：“此刻遇衍字，加点于旁，或即以所改字注于旁，遇脱字亦如之，此法甚善。古书每行字不齐，故有时挤下几字拔疏几字以迁就之，从未有如此刻例之旁注者。吾谓刻书之法，此可取，则省修板剜损之虞，且古帖有如此刻者，何独不可施诸书耶。”吾谓黄氏亦过于好古之言，究竟刻书首在凝神校勘，以免脱误。如宋本之一格两字，苟其书文法甚古，几何不使读者致正文注文之不分乎？（经史子部，多有此病。）至误字添改于旁，尤有刺目之害。黄氏言古帖有如此者，不知古帖或由原本真迹，不可改┢，或由重刻裁行，致有夺字。然《兰亭》因“曾不知老之将至”，夺“曾”添“曾”，于“曾”傍加“亻”，后遂误“曾”为“僧”。怀素《千文》，“律召调阳”，因草“召”如“吕”，今竟讹“召”为“吕”。安得考碑帖者人人如翁覃溪，读古书者人人如王怀祖。黄氏所言，殆不可为训矣。
○明许宗鲁刻书用说文体字明嘉靖间，闽中许宗鲁刻书，好以《说文》写正楷，亦是一弊。吾家有《国语》韦昭注一种，板心有“宜静书屋”四字，望之殊为古雅。然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字画一条云：“其有骇俗者，则通之以可识者。”注：“谓如‘[B084]’之为‘宜’，‘[B16J]’之为‘晋’之类，皆取石经遗文。”又云：“非若近世眉山李肩吾从周所书《古韵》及文公《孝经刊误》等书，纯用古体也。”可知刻书字贵通俗，在宋已然，何况今日。许氏于嘉靖七年刻《吕氏春秋》，亦系古体字。毕氏沅经训堂校刻吕书，其引据诸本目列之第三，云：此从宋贺铸旧校本，字多古体。是毕氏直以许刻源本宋椠，而不知其自我作古也。顾此亦嘉靖间风气如此，吾藏嘉靖十年陆钺刻《吕氏家塾读诗记》，亦系如此。在明人则又过于好古矣。
○明刻书用古体字之陋明中叶以后诸刻稿者，除七子及王、唐、罗、归外，亦颇有可采取者。然多喜用古体字，即如海盐冯、丰诸人尤甚。查他山先生见之曰：“此不明六书之故，若能解释得出《说文》，断不敢用也。”虽然，查氏之说，未免高视明人。有明一代，为《说文》之学者，仅有赵饭庖蝗耍所为《长笺》，犹多臆说。且其人已在末季，其时刻书用古体字之风亦稍衰歇矣。吾尝言，与明时刻书人言字学，但语以王安石《字说》，即可去其嗜古好奇之病。盖王氏《字说》，多从真楷一体，以言六书，则诚不免杜撰，以言刻书，则可引之通俗，何必欲其解释《说文》耶。
○明时刻书工价之廉蔡澄《鸡窗丛话》云：“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故元人著作之存于今者，皆可传也。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馀金，故刻稿者纷纷矣。尝闻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相谓曰：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闻遵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炭必贱。”按明时刻字工价有可考者，《陆志》、《丁志》有明嘉靖甲寅，闽沙谢鸾识岭南张泰刻《豫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有“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二帙，壹佰陆拾壹叶，绣梓工赀贰拾肆两”木记。以一版两叶平均计算，每叶合工赀壹钱伍分有奇，其价廉甚。至崇祯末年，江南刻工尚如此。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今湖南刻书，光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