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和凝传》“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数百帙”是也。其印行本，则曰墨板，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唐末益州始有墨板”是也。元明坊刻习用者，多曰绣梓，《陆续跋》《新刊惠民御院药方》二十卷，末有“南溪精舍鼎新绣梓”八字。《杨录》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目录后牌记有“近因回禄之变，重新绣梓”等语。《杨志》、《杨谱》元刊本《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目录后方木记云“建安郑氏鼎新绣梓”。《孙记》元版《唐诗始音辑注》一卷、《正音辑注》六卷、《遗响辑注》七卷，目录后有木长印云“建安叶氏鼎新绣梓”。（按：此非元版，盖入明后刻版。）盖一时风气，喜用何种文辞，遂相率而为雷同之语。胜代至今四五百年，书坊刻书，皆曰绣梓，亦有用新刊字者。知此类字通行日久，习而相忘，宜其不知有雕、镂、锓、降茸种用矣。
●卷二○书节钞本之始古书无刻本，故一切出于手钞，或节其要以便流观。如《隋志》所载梁庾仲容《子钞》，其书虽佚不传，而唐魏徵《群书治要》、马总《意林》，固其流派也。宋有曾忄造《类说》、无撰人之《续谈助》，元有陶九成《说郛》，明有陆楫《古今说海》，其体例颇相类，而于卷帙少者，无所省删。（周亮工《书影》：“余幼时在金陵，闻旧曲中老寇四家有《说郛》全部，以四大厨贮之。近见虎林刻本才十六套，每一种为数少者尚全镌，多者咸为逸去，每一集有存不四五叶者。陶氏当时即有去取，未必如此之简。此刻未出时，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钞录者。及此刻出，不知者以为《说郛》尽于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尝言，自刻本《说郛》出，而《说郛》亡矣。”）《四库全书提要》入之子杂家、杂纂、杂编之属，盖本《隋志》之例。至刻本书之节钞者，宋坊行有《十七史详节》，托名于吕祖谦，然未有及于他书者。魏了翁节录《五经正义》为《五经要义》，是为节钞《义疏》之始。正以《义疏》过繁，故摘其要以便省览，然未有及于经文者。乃周密《癸辛杂识》云：“廖群玉《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校，百馀人校正而后成。然或者惜其删落诸经注，反不若《韩柳文》为精妙。又有《三礼节》、《左传节》、《诸史要略》，及建宁所开《文选》。其后又欲开手节《十三经注疏》、姚氏《战国策》、《注坡诗》，皆未及入梓，而国事异矣。”窃谓吾人读书，正苦浩博。钩玄提要，如魏氏之节钞《五经正义》，亦未始不可为课程。若删节《三礼》、《左传》并及其他古书，此三家村学究之所为，而不谓南宋末已有此陋习。然则明人如胡文焕、陈继儒之流，又何责焉。
○巾箱本之始巾箱本之名，不始于有刻本时也。晋葛洪集《西京杂记》二卷，序云：“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始甲终癸，为十衤失。衤失十卷，合为百卷。今钞出为二卷，以裨《汉书》之阙。”尔后洪家遭火，书籍都尽。此二卷在巾箱中，尝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钧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此盖小祝便于随行之本。南宋书坊始以刻本之小者为巾箱本。宋戴埴《鼠璞》下云：“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起于南齐衡阳王钧手写《五经》置巾箱中，诸王从而效之。古未有刊本，虽亲王亦手自钞录，今巾箱刊本无所不备。嘉定间，从学官杨之奏，禁毁小板。近又盛行，第挟书非备巾箱之藏也。”观此则宋刻巾箱全为士子怀挟之用，诬此美名矣。近世所传各经，宋版最小者有不分卷《九经》，见《天禄琳琅后编》三。一为婺州本《点校重言重意互注尚书》，卷止四寸，宽不及三寸，见《瞿目》。一为《纂图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礼》郑注，长三寸一分，幅二寸，见《森志》。一为京本《点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礼记》，长三寸半，宽二寸半，见《杨谱》。一为淳熙三年阮氏种德堂刻《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宋刻十行本，行十八字，注文双行二十二字。）高四寸八分，广三寸四分。一为《名公增修标注隋书详节》二十卷，（宋刻十行本，行二十字。）高三寸半，宽二寸，均见《缪续记》。吾所藏明刻小板，有《永嘉八面锋》，长止今工部尺二寸六分，宽一寸七分。近则乾隆十三年姚培谦刻《世说》八卷，五行十一字本，长止今工部尺一寸八分，宽一寸一分。又乾隆中苏州彭氏刻有《论》、《孟》注疏两种，行字极细密，长止今工部尺二寸，宽一寸七分。此皆至近时刻本。往年京师厂肆出一部，前无彭序，福山王文敏懿荣诧为宋椠，以重价得之。后始悟之，已传为笑柄也。
○书肆之缘起《扬子法言。吾子》二：“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此“书肆”二字见于文士著述之始。《后汉书。王充传》：“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此后汉时有书肆也。梁任稹洞鹆蹙邮渴》“才同文锦，学非书肆”，此六朝时有书肆也。唐柳比《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又吕温《衡州集》中《上官昭容书楼歌》：“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