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晓。”是为书有刻板之始。先六世祖宋少保公《石林燕语》（八）云：“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比《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此虽节载《训序》之文，固信以为唐有刻板书之证。特当时所刻印者，非经典四部及有用之书，故世人不甚称述耳。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收经史，以镂板为正。见《两朝国史》。”据朱氏亦谓刻板实始于唐矣。近日本岛田翰撰《雕板渊源考》，（所撰《古文旧书考》之一。）据《颜氏家训》称“江南书本”，谓书本之为言，乃对墨板而言之。又据陆深《河汾燕闲录》引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之语，谓雕板兴于六朝。然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阮吾山《茶馀客话》，亦误以雕像为雕板。而岛田翰必欲傅合陆说，遂谓陆氏明人，逮见旧本，必以雕撰为雕板。不思经可雕板，废像亦可雕板乎？岛田翰又历引《颜氏家训》“江南书本”；《玉烛宝典》引《字训》解瀹字曰“皆依书本”；宋晁公武《古文尚书训诂传》引隋刘炫《尚书述议》曰“四奥既宅，今书本奥皆作霭隆保何健笆楸尽笔悄板，为北齐以前有刻板之证。上虞罗振玉作《鸣沙山石室秘录记》，于雕本《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经》下，亦从其说。吾以为谓雕板始于唐，不独如前所举唐柳比《训序》，可为确证。唐元微之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有“缮写模勒卖于市井”之语，司空图《一鸣集》九载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可见唐时刻板书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矣。若以诸书称本，定为墨版之证，则刘向《别传》“校雠者一人持本”，后汉章帝赐黄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亦得谓墨板始于两汉乎？岛田氏谓在北齐以前，其所援据止诸书称本之词，陆氏误字之语，则吾未敢附和也。
○刻板盛于五代雕板肇祖于唐，而盛行于五代。薛《五代史。唐书明宗纪》：“长兴三年二月辛未，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宋王溥《五代会要》八经籍云：“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钞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搿⒙反、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又《汉书。隐帝纪》：“乾淘年五月己酉朔，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板，欲集学官考校雕造，从之。”（《五代会要》云：“汉乾淘年闰五月，国子监奏，见在雕印板《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八（经籍）：“周广顺六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按：《会要》所采多《薛史》，此亦《薛史。周本纪》文，今本《薛史》辑自《永乐大典》，原文本多残缺，故《会要》所引周汉事亦较《薛史》为详，或亦《薛史》原文也。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字样》一卷，开成丁巳岁唐元度撰，大历十年司业张参纂成《五经文字》，以类相从。开成中，翰林待诏唐元度加《九经字样》，补所不载。晋开运末，祭酒田敏合二者为一编。后周广顺三年，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样》各二部。”按：应麟所记与《会要》微有不同。《会要》言田敏所进为《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而应麟谓田敏合二者为一编。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九经字样》一卷，往宰南城，出谒。有持故纸鬻于道者，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是振孙所见旧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自为书，未尝合编也。应麟称引，与《会要》、《书录》皆不符，非《中兴书目》之误，即所见为流俗本也。）“显德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按：显德二年，周世宗即位之二年也。疑亦《薛史》旧文。）当五代兵戈ㄈ扰，禅代朝露之际，而其君若臣，犹能崇尚经典，刻板印行，不得谓非盛美事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其时士大夫之好事者，如《宋史。毋守素传》云：”毋昭裔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版，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其嘉惠士林，固有足多者。至自刻己集，如《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