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渐进，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于此而即求于彼，非但学者无益，尔亦徒劳矣。且尔等年方壮盛，虽职在教人，尤当自修。夫自修之道，又须常存谦抑，不可自满。即如工人习技，常见己不若人，则所习益高；常见人不若己，则所习益下矣。汝其勉之。”
洪武十九年四月，是月，吏部奏用国子监十四人皆为六品以下官，太祖谕之曰：“事君之道，惟尽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无蔽。盖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有狱讼冤抑者，有贤才不举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则方寸自明而诸弊可息。一牵于私欲，而惑于人言，则冥然如坐暗室，饥寒者无由获济，冤抑者无由伸理，贤才壅蔽而豪猾纵横，则为废职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记之，毋为人蔽惑也。”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注《书洪范》成。太祖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乃自为注。至是注成，召赞善刘三吾曰：“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吾未能焉。朕每为惕然，遂疏其旨为注，朝夕省览。”三吾对曰：“陛下留心是书，上明圣道，下福生民，为万世开太平者也。”
四月丙申，有国子生初任陕西知县，人告其尝受民财，刑部逮问之，以闻。太祖谓之曰：“所难得者爵禄，所易得者货贿。难得者守之则获福，易得者溺之则受祸。尔以书生受民社之寄，古称郎官，出宰百里，上应列宿，诚难得也。苟能思其所难得而保之，岂特为一身之福，施及父母、妻子，其福莫大焉。乃不能谦洁以律己，受污辱之名，以为父母羞。朕念尔年少，更事未多，特宥还职。尔其改过自新，力行为善，庶有立于将来。”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太祖御华盖殿，谓六部臣曰：“天下事体，皆有至当之理，但人识见不同，决断之顷，各执一偏，故难尽善。惟揆之于理，则无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会官详谈，所论佥可，然后施行。欲事皆善，必当如此。卿等其各尽乃心，毋阿比以为同，毋矫讦以为异，允执厥中，以副朕所托。”
十月甲寅，太祖谓群臣曰：“为君为巨，烛理贵明，处事贵断。前唐太宗与群臣论教化，封德彝以为三代之后，人渐浇诡，欲化而不能。独魏征劝太宗行之，卒致贞观之治，可谓烛理明。宪宗欲伐吴元济，举朝以为不可，独裴度劝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谓能果断。自古国家兴衰，皆系于此。若为臣者优游度日，无所建明，上无刚明果断之主，则政日弊，国日衰，如汉元帝是已。《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若等事朕左右，当立功立业，以希古人。”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庚申，太祖谕侍臣曰：“人之常情，待己厚而待人薄。己之所为有不善，虽大亦隐忍不露；他人所为或有过失，虽小必不能容忍。亦有过在已而咎怨他人者。若此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责己厚而责人薄。责己厚，故能成德；责人薄，故得寡怨。昧者责己薄而责人厚。责己薄，故德不修；责人厚，故人多怨。”
洪武三十年七月丙寅，太祖谕群臣曰：“凡人所为，不能无边举，但当平其心，则可以知其过矣。其心本公，所为之事或谬，此则识见未至，致有过误。若缘私意而所行有谬戾者，此特故为耳。君子、小人之过，于此可见。然君子之过，虽微必彰；小人之过，虽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固无所回互；小人巧于修饰，固多所隐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则君子、小人莫能辩别。”又曰：“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顺己而悦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见斥矣。人主取人，权衡在己，当兼取众论，不可以一时之喜怒为进退尔。”
武备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领民兵万户府。谕行中书省里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辑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令还为民。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
甲辰正月庚午，太祖坐白虎殿，与孔克仁论天下形势，因曰：“自元运既隳，连年争战，加以饥馑疾疫，十室九虚。天厌于上，人困于下。中原豪杰智均力齐，互相仇敌，必将有变，欲并而一之，势猝未能。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卿以为何如？”克仁对曰：“积粮训兵，待时而动，此长策也。”
吴元年二月乙卯，太祖闻傅友德败元兵于陵子村，谓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盖扩廓帖木儿游兵，彼故以此饵我，使吾将骄兵情，掩吾不备。古人之戒，正在于此，不可不知。善战者知彼知己，察于未形，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