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春秋》以为说，与孔子经文判然相背，无怪乎明三百年无一人能解。不但元、明之人，即汉、唐、宋以来之儒，亦无人能解也。惟逆贼吕留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与曾静同一乱贼之性，同一乱贼之见，所以其解略同耳。曾静之恶逆大罪，肆诋朕躬，已为自古乱臣贼子所罕见。而吕留良张狂吠，获罪于圣祖，其罪万死莫赎，宜曾静之服膺倾倒，以为千古卓识。可问曾静，吕留良所说《春秋》大义，如何昭然大白于天下？吕留良是域中第一义人，还是域中第一叛逆之人？着他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僻处山谷，离城甚远，左右邻里，无读书士子，良师益友就正，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所本朝程墨，及大小题，房书诸评。见其论题理，根本传注，文法规矩先进大家，遂据僻性服膺，妄以为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其实当时并未曾晓得他的为人行事何如。而中国有论管仲九合一匡处，他人皆以为仁，只在不用兵车，而吕评大意，独谓仁在尊攘。弥天重犯遂类推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却不知《论语》所云“攘”者止指楚国而言，谓僭王左衽，不知大伦，不习文教，而春秋所摈，亦指吴楚僭王，非以其地远而摈之也。若以地而论，则陈良不得为豪杰，周子不得承道统，律以《春秋》之义，亦将摈之乎。况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其说载于《孟子》，更大昭著者也。由是看来，在当时吕留良固为背谬之极，而弥天重犯信而宗之，尤为失之千里矣。但吕留良议论弥天重犯所见者止此。其余文字著作，并不曾见过。惟到雍正五年，有学徒张熙，到浙江购书，到吕家传得吕留良题《如此江山图》及《钱墓松歌》诗。彼时闻之，不觉惊异，不敢信以为然，随复得谣言，叠叠惑乱，遂疑他的话是实，且妄悔当身大义之不能早闻。今奉旨将吕留良家藏旧作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赐看。其中不惟错看《春秋》，罪与弥天重犯同。且竟有讥诋圣祖皇帝处。
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即弥天重犯生长山僻，犹知感佩，况吕留良身居浙江大地，列名胶痒，食毛践土，亦已数十余年，如何丧心病狂，竟至如此。弥天重犯从前不知，姿以《春秋》之义说，虽出于吕氏，旨实发于孔子，不得不信。今日解出孔子不是如此说，又深知本朝得统之正，全是天与人归，历圣相承，无不道隆德备。而吕留良所云，如此到今，实实见得他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张狂吠，得罪圣祖，万死莫赎，诚为盛朝叛逆之罪魁。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坐昧当身大义，姿信而附和之，万死亦不足以当其罪。今虽深痛无知而误信，切恨吕说之害人。俱嗟无及矣，更有何说。但吕留良之说行世日久，如弥天重犯之为其蛊惑者，谅复不少，今幸得因弥天重犯败露，莫非历圣德隆，皇天笃佑我朝，故水落石出，一至于此，此岂人力之所能与？弥天重犯今虽陷法网，由此而天下之人共知其叛逆，不为彼说所惑，弥天重犯死所甘心矣。
九、对于一个臣民来说，到底什么是荣辱生死的大义？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可荣可辱，可生可死，而此义必不可失坠”等语。今钦差审问之时，曾静缮写亲供全然改变，求哀乞怜，备极称颂。在曾静将以为荣乎，将以为辱乎？又未知曾静之心，此时愿生乎，抑愿死乎？其争持大义者何在？着他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向谓荣辱死生大义必不可失，只因错解《春秋》，错听谣言耳。其实弥天重犯原是皇上的赤子，非有历世功爵在先明难忘，素怀背叛不臣之心。今日发觉被执，只为谣言蛊惑，错解经义遂至狂悖若此。即在旧年狂悖蒙心之中，此心自问毫无别为，皆是从知识闻见上差错起。到今日解出经义，毫不相干，知得谣传是蜚语诋诬。弥天重犯是蝼蚁小民，实是心悦诚服，到此惟有痛哭流涕，自恨当身大义，自悔不能为顺则之民，其乞哀求怜，正是弥天重犯今日当身之正义，但恐求乞之诚不至不能赎补当前之罪，虽蒙皇恩浩荡，自计于法无可生耳。至若颂德称功，亦弥天重犯为臣民之分，所宜然，尚得似前日之陷于不知，而姿自诋诬，惟所虑者，识浅学陋，不能仰测龙德中正之备，而颂与称有不能至，以是死难瞑目也。盖君之尊同天，亲同父，民之称天，子之颂父岂得为过，况五伦从天而下，极之昆虫草木，皆有而君臣一伦，尤为五伦之首。弥天重犯从前错听流言，错解经义，所以陷身禽兽，自咎虽生犹死，今既晓得本朝龙兴，不同寻常万万，又亲被圣德，高厚从古所无，此时虽死犹生，虽辱亦荣了。
十、那些狂肆毁谤皇帝的谣言传语到底从何而来？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生当今日，遭逢今世，无志于当世之利禄以自污”等语。曾静果无志当世，则宜早为高尚，何以应试入学，身列青衿，及考居五等，然后愤懑穷居，肆为狂放？尚得云无志利禄乎？又书内“与一二同志，闭门空山，养鸡种瓜”等语。观曾静书内，见闻甚多，援据甚广，若闭门空山之中，蜚语讹言，何因入耳？是曾静同志之人，必非一二数也。着据实供吐，若供出何人传说，则曾静是误听传闻，罪尚可恕，不可以身犯大逆之罪，遂拼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