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刑名。刑名，未始不附王道以行也，不附之不治，而刑名中亦有清净。但其握要者，各有所在耳。曰：‘亦有弊乎？’曰：王道无弊，行王道者弊也；清净之弊为虚谈，虚谈而废弛；刑名之弊为苛酷，苛酷而乖离。然亦有似弊而实非者，牵制文义如汉元，纷更制度如王莽，贼王道者也；怠弃万机如明神宗，贼清净者也；杀人若刈草菅如高洋、苻生，贼刑名者也。非流弊也。”(并《瘳忘编·续论》)以黄、老、申、韩之用为不背于王道，此后儒硁硁所万不敢言者也。习斋于当时学者，唯敬服一陆桴亭。而恕谷《瘳忘编》既成，撮录桴亭《思辨录》附于其后。又《大学辨业题辞》首称引《思辨录》“大学之法，所以教人为大学之道，后世但有大学之道，而无所谓大学之法”之言。即恕谷之于桴亭，亦可知矣。抑习斋门下，有大兴王昆绳源，著《平书》十卷，与恕谷商订之。而亦尝与唐铸万游，铸万称其敏达(见《潜书·劝学篇》)。则其时志学之士，多有交往，故能成其广大。不独方望溪(苞)与恕谷易子而教，为世称道已也(《望溪集》有《恕谷墓志》叙其与恕谷、昆绳论学同异甚详。惟谓恕谷因己言改其师法，则恕谷门人刘调赞尝辨之，见《恕谷年谱》)。
第十一章 戴东原
清代汉学大师首推东原。东原师婺源江慎修永。永有朱子《近思录注》，盖犹兼为宋儒性理之学者。而东原则举宋儒之学尽推翻之。东原名震，安徽休宁人。始就塾，塾师授《大学章句》，问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曰：“此朱子云尔。”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周、宋相去几何时？”曰：“几二千年。”曰：“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不能答。其读书必穷究实在，盖自幼即如此。长通训诂考证之学。中乾隆二十七年乡试。四库全书馆开，因于文襄公(敏中)荐，特召以举人充纂修官。四十年，会试，不第。被命一体与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庶吉士。越二年，竟卒于官。年五十有五。平生著述甚富，而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仁义礼智、言诚、言权，皆与孔、孟之旨不合，类糅杂二氏之言。于是作《孟子字义疏证》及《原善》、《论性》诸篇。既又取《原善》而援据经义，为之疏通证明焉。今《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并收入《戴氏遗书》，而《论性》及《原善》本文，又见《东原集》。其后阮文达公元作《性命古训》、《论语论仁篇》(见《研经室文集》)，焦里堂循(甘泉人)著《论语通释》《孟子正义》，要皆根据东原以为说。
东原所最指斥宋儒者。为程子“性即理也”之言，而朱子《中庸注》引之。东原以为：“理者分理。故《中庸》言文理密察。孟子言条理。未有虚悬一物以为之理者。今虽至愚之人，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曰理。盖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见《孟子字义疏证》。本文甚长，撮其意如此)且颜习斋作《四书正误》亦尝有是说矣。曰：“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又曰：“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所谓理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等又有许多注脚。”故戴子高即谓东原作《孟子绪言》本于习斋之说(见《颜氏学记》)。夫东原是否本之习斋不可知，若其说则固相合矣。顾吾观《后汉书·朱穆传》，其《崇厚论》曰：“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以理与道对言，汉人即已有之，夫曰理曰道，皆虚为之象者也。今谓宋人始言理，而以理为如有物失之凿，殆为不深考矣。虽然，习斋、东原，亦有为而发之者也。东原之言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又曰：“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谬也。”(并《孟子字义疏证》)夫自理之说盛，而天下有外情以言理者矣，有外事以言理者矣。外情以言理，外事以言理，则所谓意见是也。程、朱未尝教人以意见为理也。而后之人以意见为理者，则未尝不藉口于程、朱之言。是以东原从而辨之。观其反复于意见之害，而曰：“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后世也，显而共见。目之曰贤智君子之害天下后世也，相率趋之以为美言。其入人心深，祸斯民也大，而终莫之或寤。”(《孟子字义疏证序》)为意不可见乎？
程、朱言性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义理之性，所谓理也；气质之性，所谓气也。在天曰理气：在人则曰义理之性、气质之性耳。而东原曰：“性者，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不区以别焉，是也。而理义者，人之心知有思辄通。能不惑乎所行也。”又曰：“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舍气类更无性之名。”又曰：“人之血气心知，原于天地之化者也。有血气，则所资以养其血气者，声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则知有父子有昆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