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言，不以为罪，其仁如此。」两谊俱得，岂不美哉?』丁亥，诏新添差监扬州粮料院陈瓘知无为军。时瓘已出国门，即于门外露章辞免曰：『臣昨者自闻隔对已后，曾将上殿札子具状缴进，为言蔡京在绍圣中亲写奏札，乞诛灭刘挚等事。上件札子所言，在监扬州粮料院以前。陛下若以臣言为是，则当如臣所请，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后改臣差遣，以示听纳；若以臣言为非，则是臣事发[1]更为[2]，其罪益大，重加贬窜，乃得允当。今京桀骜自肆，无所畏惮，而臣章屡上，未蒙降出，则是陛下不以臣言为信矣。不信其言而轻于改命，传之天下，人必骇惑。』又实封奏曰：『京在朝廷，则国家未安。臣虽移得差遣，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命者，其说如是。露章所言，未甚子细，复以此章干渎圣听，所以尽倦倦之诚也。所有知无为军勅不敢秪受，迤逦前去扬州，听候指挥。』诏不许辞免。
十月丙寅，上曰：『瓘言事极不可得，暂贬亦不久。前日遣人送黄金百两，瓘受赐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
建中靖国元年三月戊寅，承议郎、知无为军陈瓘为著作佐郎、实录院检讨官。
七月丁卯，著作郎陈瓘为右司员外郎。瓘力辞实录检讨官，从之。
八月壬子。先是，右司员外郎陈瓘进《国用须知》，其言曰：『臣闻神宗有为之叙，始于修政事。政事立而财用足，财用足而根本固，此国家万世之利，而今日所当继述者也。臣近缘都司职事，看详内降札子，裁减吏员冗费，以防加赋之渐，为国远虑，天下幸甚。然今日朝廷之计，正以乏财为患。西边虽已罢兵，费用不可卒补，遂至于耗根本之财，坏神考之政，加赋之渐，兆于此矣。臣昨守无为。奉行诏令，窃见一年之内，连下五勅，而天下诸路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运之于西边。隳先政于罢兵之后，资国计于冗费之余，譬如决江河之大防，蓄沟浍之小润，非日无涓涓之助，何以补汤汤之流?大违神考之心，殊乖继述之义。臣职事所及，理不可嘿。今撰到《国用须知》一本奏闻。』又进《目录辨》，曰：『臣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对紫宸殿，奏札子云：「臣闻王安石《目录》七十余卷，具载熙宁中奏对议论之语，此乃人臣私录之书，非朝廷之典也。自绍圣再修神考实录，史官请以此书降付史院，凡《目录》、《政记》、《神宗御集》之所不载者，往往专据此书。追议刑赏，夺宗庙之美，以归臣下，故臣愿诏史官别行删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蒙批付三省，后不闻施行。盖绍圣史官请以《实录》降付史院者，为今宰相故也。臣位下人微，轻议大典，诚以宗庙至重，义不敢嘿。盖唯神宗皇帝体道用极，宪天有为，自得师臣，授以政柄，虽尹暨汤，咸有一德，无以复异，而嘉谟嘉猷，实出我后。以言乎经术，则微言奧义，皆自得之；以言乎政事，则改法就功，取成于心。是则神考之独志，而安石之所以归美者也。用事之臣暗于此理，讬奉宗庙，独尊安石；假绍述于诏令，寓好恶于刑赏，至于纂记私言，如嗣考事，遂使密赞之语宣扬于外。而一朝大典祖述故事，但专美于人臣，不归德于我后，凌压宗庙，以植其私，事之乖谬，莫大于此!岂惟负神考在天之灵?抑亦失安石事君之意，臣所以倦倦而不能已也。因以所见，撰成《目录辩》一篇，具状奏闻。』是日，瓘与左司员外郎朱彦周谒左仆射曾布于都堂，以书责布曰：『阁下德隆功夫，四海之内所赞颂也。然谓阁下无过则不可。尊私史而压宗庙，缘边废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违神考之志，坏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圣主不得闻其说。蒙蔽之患，孰大于此?』又曰：『熙宁条例司之所讲，元丰右曹之所守，举朝公卿，无如阁下最知其本末。今阁下独擅政柄，首坏先烈，弥缝雍蔽，人未敢议。他日主上因此两事，以继述之事问于阁下，将何以为对?当此之时，阁下虽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又曰：『阁下于瓘有荐进之恩，瓘不敢负，是以论吉凶之理，献先觉之言，冀有补于阁下。若阁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则今日之言，谓之负恩可也。』布读瓘书大怒，已而笑谓瓘曰：『此书他人得之必怒，布则不然，虽十书亦不较。』瓘又以《目录辩》及《国用须知》纳布而出。癸丑，瓘又录所上布书及《目录辩》、《国用须知》，具状申三省曰：『昨诣尚书省校书，蒙中书相公面谕其详，谓瓘所论为元祐单见浅闻之说，兼言天下未尝乏才，虽有十书，布亦不动。瓘不达大体，触忤大臣，除申御史台乞赐弹劾外，伏乞敷奏，早得窜黜。』甲寅，三省进呈。上顾曾布曰：『如此报恩地耶?』布曰：『本不欲喋喋，然理有当陈者，不敢已。臣绍圣初在史院，不及两月，以元祐所修《实录》凡司马光《日记》、《杂录》，或得之传闻，或得之宾客所记之事，鲜不遍载，而王安石有《目录》，皆当日君臣对面反覆之语，乞取付史院照对编修，此乃至公之论。其后绍圣重修《实录》，数年乃成书，臣盖未尝见，当日修书乃章惇、蔡京，今日提举史院乃韩忠彦。而瓘以为臣尊私史，压宗庙，不审何谓也。神宗理财，虽累岁用兵，而所至府库充积。元祐非理耗散，又有出无入，故仓库为之一空，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