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奏云：『四月二十八日，中书省依旧常平法为青苗法。』恐即二十六日，误以为八也。按：四月己丑，韩缜已罢右相，吕公著以右相兼侍中，实在五月丁巳朔。此时申书省止张璪一人为侍郎，岂璪常别有申明乎?又据四年五月刘安世劾范纯仁，则复散青苗乃纯仁建议。此但云三省，不及密院，不知何故。又元年八月四日，司马光乞约束抑配札于载四月二十六日敕文，并当考详。
乙卯，左司谏王岩叟言：『伏睹闰二月八日圣旨，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常平仓法：谷贱则增价以籴，谷贵则減价以粜，实所以惠百姓也。搢绅之议，谓是朝廷复此旧法，遂罢出息二分之法矣。今见四月二十六日敕旨，再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之法，中外之人，莫不复疑朝廷以利为事，而惜为陛下谋者，失弛张之宜也。伏以青苗之法，公卿、士大夫之论其弊者，固已厌闻于朝。前日之言，臣不复道。请以臣自得于耆老之语，为陛下言。皆曰：「国家之意主于收息，以助用耶?主于惠养百姓耶?主于收息以助用，则无可言者；主于惠养百姓，则某等较量行法已来十六年于今，但见百姓终岁皇皇，翻倒债负，不见一家有增益者。一岁之间，常不免秋则贱粜而纳，春则贵籴而食。日陷于困穷，而不自知。」伏望陛下深察四海已然之弊，远思百姓无穷之困，继在不疑，明诏有司罢青苗法，天下幸甚!』
五月乙酉，监察御史上官均言：『今之议者，必以为往时之散青苗出于抑配，故有前日之弊；今则募民之愿取者然后与之，而有司又不以多散为功，在民必以为便。臣以为不然。今天下民，十室之中，赀用匮乏者十之六七。诱之以青苗之利，无知之民不暇远计，必利一时之得，纷然趋赴。虽曰不强抑配，然而散敛追呼、督促之烦，道途往来之费，轻用妄费、贱售谷帛之患，未免如前日也。故臣愿行闰二月八日诏书，罢去青苗，复常平昔年平籴之法，兹万世之通利也。』
六月辛亥，御史中丞刘挚言：『准今年二月八日圣旨，内一项提举官累年积蓄，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主管，依旧常平法。臣伏详常乎财用既归提刑司，又言依旧法，则自是合熙宁以前提举司所行常平粜籴之法，事理分明。续准四月二十八日敕命，因中书省检会，遂将前项制旨内，依旧常平法指以为青苗散敛取息之法申明行下。命令反覆，天下失望。寻闻臣寮累有论奏其事利害，臣不复言。今来复睹吕惠卿责降制词，有「首建青苗」之语。夫以建议者为罪，则是朝廷知青苗之不可为也。苟知其不可为，又坐首议之罪矣，而独安然行之，此臣之所以未谕。苟以为此法诚有利于天下，则何故明于制诏，坐以为蠢国害民之罪哉?伏望深究利害，特降睿旨：常平钱并依闰月八日敕旨。仍申明敕内应常平法，谓熙宁以前常平粜之法，以幸天下，以信号令。』
八月己丑，司马光札子，乞约束州县抑配青苗钱曰：『先朝初散青苗，本为利民，故当时指挥，立取人户情愿，不得抑配。自后因提举官速要近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或举县勾集，或排门抄摺。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亲，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罢提举官，不复立额考较。访闻人情安便，昨于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结常平仓钱斛，限二月或正月，只为人户欲借者及时得用；又令半留仓库，半出给者，只为所给不得辄过此数；又令取人户情愿，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虑恐州县不晓朝旨本意，将谓朝廷复欲多散青苗钱谷，广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责严急，一如向日置提举官时。今欲续降指挥，令诸路提点刑狱司告示州县，并须候人户自执状纳保，赴县乞请常平钱谷之时，方得勘会，依条支给，不得依前勾集抄札，强行抑配，仍仰提点刑狱常切觉察，如有官吏似此遣法搔扰者，即时取勘施行。若提点刑狱不切觉察，委转运、安抚司觉察闻奏。』从之。录黄过中书，舍人苏轼奏曰：『臣伏见免役之法已尽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独因旧，稍加损益，欲行鄡臂徐徐、月攘一鸡之道。熙宁之法，本不许抑配，而其害至此。今虽复禁其抑配，其害犹在也。昔者州县并行仓法，而受纳之际，十费二三。今既罢仓法，不免乞取，则十费五六，必然之势也。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溺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臣谓四月二十六日指挥，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之法初无小异。而今月二日指挥，犹许人户情愿，未免于设法罔民，便一时非理之私，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三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也。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臣虽至愚，深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挥：青苗钱斛后更不给散，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已下人户[5]，并与放免，庶使农民自此息肩，亦免后世有所讥议。兼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