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遂主谔议，檄诸路举兵牵制。环庆李肃之领众七千，破荡族帐，乃是举无名之师，及杀戮横山老幼，岂招诱耶?泾原蔡挺又欲合环庆兵直趋兴、灵，师臣肆意妄作，自弃誓约，取怨西北，以开祸乱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难，但边事倒错如此，须禀朝廷成算。愿召二府大臣早决之。』丁亥，夏人欲执景殉来献，以易嵬名山。判延州郭逵言：『夏人诈谋不可信。若纳殉而拒名山，则弃前恩，生后怨。』朝廷乃拒之。丁酉，以嵬名山为右千牛卫上将军。癸卯，鄜延路经略司言：『知保安军杨定、都巡检侍其臻、顺宁寨张时庸与西人于界首议榷场事，被诱过界，并为所杀。杨定每奉使至谅祚所，常私见谅祚，称臣拜谒，许以缘边熟户归之。及种谔取绥州，谅祚以定为卖己，故并臻及时庸诱杀之。』
十二月壬子，枢密院言：『西事方兴，用兵有渐。欲预戒诸路帅凡十四条：一、协心讲求兵政，各务周知利害；二、躬训练士卒，令武艺习熟；三、熟知山川险易，道路远近，敌人情伪；四、鉴康定用兵失策；五、熟议战守之兵，各有定数，兵有定将，量力应敌；六、缘边小堡，若遇大寇，并入大寨；七、夏兵大入，赴救牵制，毋得观望及轻举动；八、精选间谍，候其动息；九、详行军赏罚，仓卒易以处分；十、爱惜边储，毋得妄用；十一、机宜官整比文书，以待缓急处制报应；十二、机宜官毋得与兵官过从结纳；十三、毋得冗占兵士，妨训练战守；十四、约束未尽，续条列利害，以闻。』从之。
是月，韩琦至长安。先是，诸将得邻帅或监司移文，即领兵入西界，纷乱无节制。琦入境，亟檄诸路：非主帅命举兵者，军法从事。诸将自是乃知纪律。初，薛向、贾逵等议，欲留绥州，令折继世统降人守之。诏琦度其可守可弃以闻。已而西人诱杀杨定等，琦即奏：『西人若此，绥州不可弃也。』请从向、逵等议。枢密院以诏旨诘之，琦复奏：『绥州川内，甚有膏腴空闲地。若令降人嵬名山与折继世等因而据之，其手下人户，皆令在绥州川内相近居处，各人知有产业，日久可自存活，自然并力以扞谅祚，似合机会。盖欲以空城付之，使数万必死之兵牵制西人，常令屯守隄备，旷日持久，自当疲弊。今已纳其降人，得城与地，而反自弃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势也。朝廷前降指挥，许以绥州城与嵬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约。若更厚抚继世、嵬名山，使过所望，则必各尽死力，以报朝廷，是以敌攻敌，于国用别无所耗。万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系国家边鄙利害，则谅祚所损，固不胜其计矣。』谅祚战数败，国中饥困，以琅挡铁锁锢杀杨定，将献之求和，未行而谅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乞遣使告哀。琦因奏：『当此变故，尤非弃州之时。愿且留数月，以观敌情，他日再许纳欵，犹可为议论之端。』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恥于中变，督促弃州如初，琦亦条陈不已。上遣入内押班王昭明赍手诏访琦利害，琦复具奏，乃诏绥州如琦议。
熙宁元年二月，种谔夺四官，随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谔擅兴生事，诏系长安狱。或以咎谔，谔曰：『嵬名山举众约降，既闻于朝矣。若缓以待命，事机一失，则数万之众殃于敌手，为边生事不细。吾宁坐死，以就国事!』乃悉焚当路所与简牍。置对，无一语罣人，惟自引伏。虽该陕西曲赦，终坐责。先是，枢密院以上意与郭逵毁弃绥州曰：『国家封疆万里，岂与夏人争尺寸之地?』逵未至，贾逵遂以兵驱降羌出塞外，云悉已逃去。掌机宜文字赵卨言：『绥州不可弃毁。』劝逵招集降羌，使还守绥州，不然且为边患。逵从之。及韩琦令鄜延勿给嵬名山粮，追还戍兵，若谅祚攻嵬名山，亦勿救也。逵以为不可。琦遣刘航往诘，逵固执不可，曰：『如此，则降羌无以自存，皆溃去矣！』琦从之。是月，运舟州粟以给降羌，人日三升。逵因选其强壮千余人刺为兵，余丁皆刺手为『忠勇』字，使不得逃去。又以两不耕田及绥州旁近闲田给之使耕。其初降时，并老弱凡二万余人，死于战疫及逃去，仅存万余人耳。
三月庚辰，夏国主秉常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命新河北转运使韩缜、陕西经略司勾当公事刘航就都亭西驿诘问所杀伤杨定等，及掳掠熟户、不遣使贺即位、降诏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贵等见已禁锢，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陈夏国子母悔过、惟命是听之意。上乃令缜谕旨：『今为夏国画长策，度彼亲贵、任事首领，亦必止三五人。欲并自朝廷除官，仍于岁赐内割五万数定充所除俸给。所贵同心助国[1]，效顺中国。』
五月丙戌，郭逵言：『夏国遣人奉誓表，送杀杨定人伪六宅使李崇贵、韩道喜及所掳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首。』诏遣使臣二人监管，崇贵等乘驿赴阙。杨定等死，逵密調边吏，得杀定等首领名谍，告曰：夏人将斩杀定之人于境以谢罪。逵曰：『此特斩囚以给我[2]!』檄宥州诘人，且曰：『必执李崇贵等来。』虏曰[3]：『杀之矣。』逵曰：『崇贵等见存职任、状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惧，乃以实告。初，薛宗道受韩缜所议，归白秉常，秉常不许。宗道始归，逵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彼主幼国疑，当不受诏，借或受之，必伪立姓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