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常平等事刘谊言：『闻道途汹汹，以卖盐为患。望稍变法以便民。』诏江东路提点刑狱范峋体量，仍下见提举盐事官曾伉分析百姓不便所以，及州县违法因依以闻。谊又言：『巡历洪、筠等州，据百姓陈状，论诉州县抑令置铺卖盐，已牒所属施行。臣窃详蹇周辅元立盐法，以救淡食之民。今民章积盐不售，以致怨嗟。卖既不行，日钱久负，追呼刑责，将满江西。其势若此，则安居之民转为盗贼，其将奈何?』
九月戊申，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张士澄、转运判官陈偲等上本路八州盐旧卖及今来相度合增卖盐数，修为湖南、广东西盐法条约总目。户部言：『欲依此推行，候就绪，令本路转运、提举官同立法。』从之。初，蹇周辅言：『韶、连、郴、道州可以通广盐数百万，代淮盐食湖南。』故奉议郎郏亶亦乞广东盐往湖南路郴、全、道三州。诏送士澄、偲相度，至是奏上，乃下监司行之。
周尹措置蜀盐
熙宁中，患井盐不可禁，欲实私井，而运解盐以足之。朝议未决，帝以问修起居注沈括。对曰：『私井既容其扑买，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实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然忠、万、戎、泸间，戎界小井犹多，止之实难。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费。』帝悦，其议遂寝，然刘佐入蜀经度茶事，尝岁运解盐千万席。
九年十一月己卯[10]，侍御史周尹言：『成都路州县户口蕃息，所产盐食常不足。梓、夔等路产盐多而人食有余，自来不禁贩易。昨成都府路转运司以相度卖陵井盐场，遂止绝东川路盐不入本路，及闭本路卓筒井，自陕西至成都二千里，道险不能续运，致成都路盐踊贵，斤为钱二百五六十，米二斗才得盐一斤，而东川路盐斤止七十。嗜利苟活之人，至以兵仗裹送贩易。欲乞放东川路盐依旧人成都府路，转运司不得止绝，勿闭卓筒井，但禁此后毋得创开；罢官运解盐；商贩人川听如旧。』其后，诏般解盐依客人例出卖，不得抑配，商贩听如旧。
元丰七年七月辛丑[11]，夔州路转运使王宗望乞就成都府置榷盐司。
李稷等措置蜀茶
熙宁四年二月戊辰，上对辅臣言向来茶法之弊。文彦博曰：『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王安石曰：『榷茶所获利无多矣。』吴充曰：『仁宗朝茶法极弊，时岁犹得九十余万缗，亦不为少。茶法因用兵而坏，彦博所言是矣。然立法之初，许商人入刍粟，边郡执交钞至京师，或使钱银绸绢，或香药象牙，惟所欲，商人便之，故法大行。至祥符初，限以三税之法，立定分数，不许从便，客旅拘制。又茶官多买茶之下者，苟足课额，商人得之，往往折阅。又法数变而民不信，此其所以大坏。如边鄙无事，法令不为小利轻变，自无不行之法。』
《食货志》云：茶法自天圣以来屡易。嘉祐初行通商，虽议者或以为不便更法之意，则主于扰民。熙宁四年，帝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变也。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计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稼，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杞被命经度，又诏得调举官属，乃即属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价直。法既加急矣，犹未甚害也。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等岁增十万之息。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即建画于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也。亦未免滞积。都提举市易司因建遣都官郎中刘佐体量。佐复建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雇运回车船载入蜀，而禁商贩。即以佐代杞。之任未几，盐法复难行，罢佐、宗闵，乃议川、陕路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与官场，更严私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赏给。于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矣。
元丰十年四月癸卯，权发遣盐铁判官、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国子博士李稷言：『自熙宁十年冬推行茶法，至元丰元年秋，凡一年，通计课利及旧界息税，并已支见在钱七十六万七千六十六缗。』辛酉，盐铁判官、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国子博士李稷权陕西转运使兼制置解盐使、都大提举茶场。
六年四月戊申，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言：『李稷没于王事。按：稷领治茶事，于五年间，除百费外[12]，收获净利四百二十八万余贯。伏望以稷成就茶法之功，赐之土田。』又言：『文州与阶州接界，而两路茶法不同。阶州系禁地，见有博马及卖茶场；文州系通商地分，兼龙州界亦系相连。乞以文、龙二州并为禁地。』又言：『永兴等路，惟是金州所出，及影带透漏山南私茶，或南方伪造末茶，其价高贵，陕西之民，良以为苦。乞计置川路余羡茶货，编入陕西路诸州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