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为第一。』（详见科举)。
校勘记
[1]好以 原本作『好臣』，据文意改。
[2]果是 原本作『果见』，据文意改。
[3]怪问 原本无『问』字，据文意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九
神宗皇帝
青苗法下
熙宁三年四月戊辰[1]，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语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
司马光记所闻于赵抃曰：上谕执政以吕公著自贡院出，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用此为罪。及中书呈公著责官告词，宋敏求但云：『敷陈失实，据援非宜。』安石怒，请明著罪状。陈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诬琦，于琦何损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內臣以求两府，朝廷岂以此遂废升之?升之俛首不敢对。上既从安石所改，曰：『不尔，则青苗细事，岂足以逐中丞?』光又云：『公著素谨，初无此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
己卯，右谏议大夫[2]、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张政事，抃屡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抃独欲俟安石参假，由是新法不罢，抃大悔恨，上言乞罢诸路提举官。因累章乞罢，遂命出守杭州。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前秀州军事推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淮南，荐定极口，因召至京师。定初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何如?』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遂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具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悦，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一日）。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先上疏言：『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置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兴大计，用贱凌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侥幸，事小有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寝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
朱本削去『颢疏云』，《时政记》不载。颢被责非缘此疏，前史官妄载，改书云：『数言常平新法，乞责降，故有是命。』按：颢此疏岂非言新法?绍圣史官猥为王安石讳，遂欲改抹正论，辄加删修。今仍从元祐初本。吕本中《杂说》：正叔尝说新法之行，正缘吾党攻之太力，遂至各成党与，牢不可破。且如青苗一事，放过何害?伯淳作谏官论新法，上令至中书议。伯淳见介甫，与之剖析道理。气色甚和，且曰：『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介甫连声谢伯淳曰：『此则极感贤诚意。』此时介甫亦无固执之意矣。却缘次日张天祺至中书力争，介甫不堪，自此彼此遂分。
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尤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知制诰宋敏求以李定除权监察御史里行弗循官制，未厌群议，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壬午，敏求罢知制诰。诏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落职，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青苗钱，流毒四海。又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人息者。』上令具州县官吏姓名至五六，终不肯具，而求罢职，故黜。上批：『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柄臣，诬妄事实。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内怀朋奸之实。所入章疏与面奏事，前后反覆不一，并落职知县。』戬江陵府公安，子韶江宁府上元。戬屡言青苗不便，最后上疏曰：『近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3]，并言散钱取利为害，及王安石处事乖谬，专为聚敛，好胜遂非，狠愎日甚；吕惠卿险薄奸凶，尚留君侧；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心知其非，依违不断，观望有避，颠危莫扶。』戬既上疏，又诣